宋鲁郑的博客

与自由派论战台湾民主和大陆前景（之二）

与自由派论战台湾民主和大陆前景（之二）

附：美国自由派学者如何维护国家利益的：

一向受众多中国经济学者喜爱的美国经济学家克鲁格曼在《纽约时报》上发表文章称，赞成用保护主义来解决美国就业不足的问题，指出美国欢迎中国抛售美国国债，中国的重商主义已经让美国丧失了140万就业机会，同时还为美国贸易保护主义大唱赞歌。

与自由派论战台湾民主和大陆前景（之二）

团友甲：和你争论确实有棋逢对手的感觉。我认为：观点分歧源自立场差异。换句话说，无论有多少纷争，核心问题在于立场之别。我马上就把自己的立场亮出来，鲁郑兄也可以把自己的基本立场亮出来，与大家分享！

我并不认为民主是大陆的必然选择，但民权需要保障、社会需要公平却是我永恒坚持的底线。我只是认为民主更有助于民权保障和社会公平的实现。如果共产党真能做到，我也乐观其效。但是，如果共产党解决问题，非要让大陆民众等上“一万年”（即指：时间太长、效率太低、代价太大，不要望文生义、过度解读），就不是我所乐见的。我没有能力砸烂这个政党，我只是希望他能够通过改良，回归人民性。任何推动这个政党脱离人民性和走上反人民道路的主张和坚持，都是我坚决反对的。这就是我的核心立场，我所有言论都是围绕这个立场展开的。

自己有问题不要回避。先讲个故事。假如你生病发烧，精神不振，有朋友好心提醒你有病，需要看医生。你跳起脚来大叫，我有病，霍金（大数学家、严重残疾）才有病呢，你怎麽不让他去看病？朋友肯定会认为你不但身体有病，精神也必有病，最好远离你。有人特别善于用“别人也有病”来回避自己的问题，这是一种典型的转移焦点的诡辩术。别人有病，甚至别人去看医生，并不代表你就没有病了，就不需要看医生了。

中国有问题不要回避，要解决才是我们最关注、最关心的。所以，从现在开始，别人有病让别人去解决，我们把焦点转到中国问题方面来。至于中国有什么问题，其实就是建防兄所说的“在发展中出现的、并需要在发展中解决的问题”，不过这样美好的辩证描述，并不能改变问题严重性的本质。面对每年数以万计的群体抗争事件，我们每个人都不应该视而不见，更不应该视同当然。这是我们社会面临诸多问题的冰山一角，任何全国性的事件都有可能演变成一场旷日持久的社会危机，大家所期待的稳定与和平发展很有可能随时中断，这就是我所说的中国模式的巨大风险，如果不能有效化解中国当前社会矛盾，只求媒体舆论的一片大好、异口同声，中国的问题不会自动消除，发展很有可能只是暂时的。所以，从长治久安的角度讲，我们不能太短视，政策宣导和加固执政合法性的工作就完完全全地交给宣传部好了，我们最好把智慧和才华用在如何解决中国问题，实现长治久安上来吧？！和中共的宣传机器差异化发展，才能体现你的价值，否则，以你这样的人才，真的就可惜了地埋没了。

有关中国操纵汇率的事情，我会写撰文论述。至于鲁郑兄质疑我引用的数据“在中国，占国民0.4%的富人拥有超过70%的财富”，确实已经 “被共产党的宣传机构辟谣了”。但是我引用的数据其实也不是空穴来风，这组数据来自美国波士顿咨询公司（The Boston Consulting Group）的《2006全球财富报告》。在同一个报告还提到，一般在发达国家，大约5%的家庭拥有50%～60%的财富。在贫富差距扩大的速度和程度上，我们确实又开创了世界人口大国的新奇迹，鲁郑兄同样应该为此骄傲才对。换句话说，共产党的宣传机构辟谣的最好方式，不是污蔑别人造谣，而是最好告诉大家“占国民0.4%的富人到底拥有多少财富？”或者“国民财富的70%到底被占国民百分之几的人占有？”，这些所谓的谣言也就不攻自破了？请问，中共的宣导机构有这样的胆识和魄力吗？

我还是要声明：作为学者（而不是党派的宣导机器），我们更应该保持清醒的头脑，仔细地发现问题、深入地研究问题和解决问题，这才是对中国负责的态度和作为。在具体问题上或可变通，但原则性的问题没有回旋的余地。我们其实都是为了这个国家更加美好，只是具体的观点不同。我也不想夸大这种差别，非要把自己放到道德的制高点上，我只是尽我所能，为自己的国家和同胞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至于付出多少成本，不在我考虑之列。

最后，我真的不希望听到鲁郑兄像某些“学霸”一样，对我厉声断喝：你说美国好，你说台湾好，你走啊，你去美国啊？你去台湾啊！这个确实不劳那些转移辩论焦点的诡辩对手们操心费神，无论遇到什么样的情况或走到哪里，我都是不折不扣中国人，都会为中国问题的解决和推动中国民主发展披肝沥胆。如果国家需要我，即使赴死，我也会立即回国！

当然，我确实不知道应该如何给上述“学霸”的行为定性，但是我知道一个国家没有驱逐自己公民的权利，因为这个国家的主权是人民的，人民可以推翻违背民意的政府，政府却没有权利驱逐自己的主人。不过驱逐自己公民的惊天荒谬，在中国，确确实实地正在发生。我真的不明白，为什么“维权”就成了这个国家和执政党的敌人，难道只有肆意侵权才是党国的特权，而民众只有自甘被侵权的自由吗？要说没有天理，我看这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宋鲁郑：

老兄这篇文章信息量大，我就分几个部分来回应。

1、我的立场很简单，就是信奉美国麦凯恩国家至上的观点。一切从国家利益出发。

2、如何看待中国的问题，我有一篇文章《财产申报制离中国还有多远？》算是我的思路的代表。文章附后。

3、你提出“我并不认为民主是大陆的必然选择，但民权需要保障、社会需要公平却是我永恒坚持的底线。我只是认为民主更有助于民权保障和社会公平的实现。”这句话绕来绕去还是一个意思。还是认为中国只有民主化，才更有助于保障人权和社会公平的实现。只是你提出了观点，但却没有提供足够的事例支持。

还记得我们和陈明通教授座谈时，他指出我一个错误，说黑人是内战后就得到投票权。我的观点是1964年黑人得到公民权后，才算是真正有了普选。我这里采用陈教授的观点，但我有一问：既然黑人十九世纪就得到了投票权，为什么却无力解决美国社会对黑人的种族歧视？而且以法律的形式持续了一百年？

再来看中国的例子，今年发生多起由于拆迁引发的自焚案，结果中国政府就决定废除过去的拆迁条例。这样的速度，试问哪种制度更能改善民权？2003年孙志刚被非法打死，中国政府迅速就废除了《收容遣送法》，这要放到西方的民主制度下，不知道要多长时间？我上文提到加拿大国会今年五月否决政府已经签订的联合国三项有关劳工保护的公约，也是一例。至于这几年，中国政府取消农业税，建立新农合，取消学校收费，开始建立农村退休保障制度，这都是这两三年间发生的事情，这样的效率，是否可以反驳你的“一万年”的结论呢？中共这些做法，是反人性还是符合人性呢？

至于社会公平，看看印度民主六十之后的现状，种姓制度仍然大行其道，一亿多贱民得不到最基本的保护。至于4.5亿生活在贫穷线下的穷人，有什么社会公平可言？如果中国和印度相比，我认为中国的社会公平要远远高于民主的印度。

4、我很赞同你提出的“有病论”。的确，西方有问题，并不等于我们没有问题。我们有问题，也不等于西方没有问题。但如果有一种病，是全球共有的，我们怎样看待呢？

最后一天，我提出台湾民主民粹化。座谈的老师是这样回答的：从人类历史上看，民主民粹化是共有的一个过程。这个回答很有启发性。中国由于处于经济转轨，社会转型阶段，问题很多。可是如果我们回顾一下人类历史，就会发现所有的国家在起飞阶段时，都有同样的问题，而且比中国还要严重。以美国为例，腐败，矿难，食品卫生安全，触目惊心。矿难发生后，不但工人没有补偿，还被法院判定要自负责任。美国发生牛奶中毒事件，前去调查的官员和农场主大吃一顿后，就盖章符合条件，足足用了五十年的时间才解决。被称为四位伟大总统之一的西奥多.罗斯福，在竞选连任时被媒体揭发收贿，他马上公开承认，但辩解说不是敲诈。仅仅由于不是敲诈就得到选民原谅。

关于中国问题的解决，我也有一篇文章《中国能度过转型高危期吗？》，供参考。文章附后。

5、关于中国的贫富差距，我也有一个观点供参考。中国全局性的贫富差距有两个，一是城乡差距。一是东西部差距。当然城市中，农村中也有贫富差距，但都是特定群体，并非全国性的。城乡差距，全球的经验就是城市化。只有消除农村人口，才能消除城乡差距。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国城市化的速度是全球的两倍，现在生活在城市中的人口接近一半。从这个角度讲，中国的城乡差距是不是在缩小？因为农村人口在减少啊。等到象西方一样只有5%最多10%的时候，中国的城乡差别就不存在了。至于东西部差距，以青海为例，仅几百万人，但面积却是山东省的好几倍。这样的条件，怎么发展？西方也有同样的例子，这就是拉斯维加斯。解决的办法是国家给特殊政策，办赌场。中国可用吗？

至于西方5%的家庭占有50%的财富，这已经是很惊人了。倒是台湾在威权时代就实现了均富。西方解决不了贫富差距，中国不一定做不到，但是否对中国的要求未必这样苛刻呢？

6、呵呵，我才不会对你讲“你说美国好，你说台湾好，你走啊，你去美国啊？你去台湾啊！”因为天天有人在我的博客留言说，你批评法国，批评西方你回中国啊。我们在这还是很有共鸣的。

7、我记得你在台湾曾问过我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海外有中国这么多流亡人士（也包括冯正虎）？这个问题有意义吗？就如同我问：为什么美国每年发生这么多枪击案？为什么美国几年就发生一次经济危机？为什么美国能这么长时间发生五百亿美元的马多夫诈骗案？而且没有一个官员为之负责？还有，为什么美国到现在也不签署《联合国儿童权宜公约》？

不同的制度，问题自然不同，能简单对比吗？

附：财产申报制离中国还有多远？

财产申报制离中国还有多远？

　　　官员财产申报是全球公认的、有效的反腐败手段。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在取得巨大成功的同时，腐败现象也重新复燃，引发社会和百姓的强烈不满。应该说，中国政府对腐败的危害有着清醒的认识，早已上升到亡党亡国的高度。每年都有反腐败大案要案曝光。涉案高官也纷纷落马。根据总部在德国的透明国际组织公布的数据和评论，中国在反腐败上的进步是“整个亚太地区非常实质性的巨大进步”。目前中国的清廉排名是全球72位（印度85位，俄罗斯147位）。尽管如此，腐败问题依然严重的威胁到中国的发展和长治久安。于是从上到下都有呼声，希望出台官员财产申报法，以期达到根绝或者大幅度遏制腐败。然而直到现在，仍然是只闻楼梯响。

　　究竟什么原因制约着财产申报制的出台？以我个人来看，应有三个原因。

　　一是技术条件不具备。确实，今日处于经济转轨、社会转型的中国，一切都处于规范和完善当中。要想实行财产申报制，必须做到有健全的银行支付、监管体系。不妨以法国为例。任何受薪人员的工资都由所在单位直接转到各受薪人在银行所开的账户。每个受薪人在银行开户是强制性的，而且人人自动拥有信用卡和支票本。在法国如果不开户，几乎什么都无法办理。就是日常消费，都有规定超过一定限额，不得使用现金。法国前总统希拉克就因为当巴黎市长的时候用现金购买了机票，便一直被检察机关追查。此外，如果有人—--不管是受薪人还是普通的学生，往自己账户存现金超过一定数额，银行必定约见本人，要求说明资金来源。如果有人长期不消费（比如他有其他灰色收入，工资不动），会被银行举报到税务机关。如果无法说清，则面临经济处罚或法律的制裁。当然，上有政策下有对策，许多不法之徒将钱转移到境外进行投资，但这毕竟是少数。至少从法国的经验来看，仅有财产申报制度是不行的，还要有配套和健全的银行服务和监管体系。至少，在现金使用上就要明确的进行限制。而在今日中国，一个13亿人口的国家，要想达到法国银行的标准，恐怕绝非一日之功。而如果强行实行财产申报制，但又达不到应有的功效，社会的反弹将会更加强烈。实是适得其反。

　　二是中国的腐败仍然相当严重，一旦真的曝光，将严重动摇整个社会对执政党的信心，必将引发社会动荡，从而危及执政的合法性。而且官僚体系本身也无法承受和接受。而当前中国还是要依靠这个利益集团本身进行治理、掌控和推动改革与发展。因此，中国只能在打击腐败、推动发展和逐步完善之中进行妥协。其实从国内外的经验看，也实是常态和明智之举。号称可以炸平法国多次的拉法舰高达五亿美元的回扣腐败案，尽管检察机关全力追查，但最后国防部以事涉国家安全为由，拒绝提供档案证据，致使所有的犯罪嫌疑人无罪释放。据信，当时的总统、总理和国防部长等一系列高官都与此案有牵连。真的曝光，恐怕这个制度都无法运行了。和此案有关联的台湾，陈水扁时代就号称宁可动摇“国本”也要查清，结果也一样是不了了之。

　　三是中国的改革开放是摸着石头过河，在发展之初并没有明确和完善的规定。实是社会共孽。如果现在不分清红皂白，一刀切，进行清算式打击，也有失公平。

　　以本人对西方和对历史的了解，腐败是一个国家在经济起飞阶段无法避免的。可以说是发展的成本。是有其历史合理性。美国如此，英国如此，全球国家都毫无例外。美国内战结束后，出现五十年的黄金经济起飞期，但却也是历史上腐败最为严重的时期。可以说是边腐败边发展。这和民主不民主无关，而是一个经济问题。现在民主国家印度和俄罗斯以及印尼、泰国，经济落后中国而腐败程度却大大高过中国，都是明证。而腐败的最终有效遏制（不可能根除），一是要经济发展跨越转型阶段，社会产生足够的财富。二是健全法制。从这个经验来看，中国要有效遏制腐败，首要的第一条是发展。这是遏制腐败的基础。其次是健全法制。如果西方没有经济发展推动银行达到今天的监管水平，是不可能出台财产申报制和有效发挥作用的。

　　当然，其他国家和地区也提供过另类务实经验。英国管治香港时期，在七十年代曾出现过警察的严重腐败。迫于压力，港英殖民政府全力打击，结果几乎引发香港警察的暴动。于是港英政府采取过往不纠、完善立法不得再犯的方式进行处理。终于平稳过渡到今天的廉洁社会。这种从现实出发而不是从纯粹的教条出发的务实做法，国内也不断有人提出过，并有创新。比如新录取的公务员进行财产申报。过去的公务员有一个缓冲期。但考虑到中国的国情，恐怕难被社会所接受。

中国的反腐败实是处于两难。一方面现在中共主导的反腐败模式虽然有成效，但距百姓的期待还有差距。另一方面中国未必能跳出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但更为艰难的是，国际环境不同了。西方的民主是渐进式的，西方的反腐败也是渐进式的。是随着经济的发展而不断完善的。现在当中国崛起之后，却发现渐进式道路已经阻力重重，都希望中国一步到位式的实行西方现在成熟的反腐方式。而这种剧变式的模式代价和后果又将是极为惨重。有人曾说：“反腐败亡党，不反腐败亡国”，其实在中国现在的条件下，亡党就是亡国。党在国在，党亡国亡。这如同当今世界，美国垮，全球垮一个道理。也许中国可供选择的路径只能是进一步加大现有方式的反腐力度，增大腐败的成本，尽可能的遏制腐败，同时加快经济的发展，为全面建立制度性反腐创造物质条件。这场赛跑谁能获胜，也将决定着中国未来的命运。

中国能度过转型高危期吗？

中国改革开放催动的经济转轨和社会转型在三十年间取代巨大成功的同时，也走到了关键点。战略目标的日趋接近完成与转型过程矛盾激增形势下战术手段的不足并存于当前的中国。

从战略上讲，现代化与经济转轨和社会转型的完成是最重要的目标。在这个目标下，国家宏观层面的挑战则是全球经济危机下如何尽快实现复苏和稳定增长、种族主义泛滥对国家统一的威胁以及西方对中国的遏制和牵制。到目前为止，这个层面中国政府的表现十分亮眼。2009年上半年的经济增长让全世界都松了一口气。随后不久举行的首轮“中美战略和经济对话”，也显示了中国与美国至少在经济议题上的平起平坐。在处理空前规模的新疆骚乱上，不仅迅速平息而且及时公开报道，从而在国内外的博弈占据了上风。然而，宏观上的成功却并无法掩盖微观上的矛盾激增。

进入2009年以来，各种群体性冲突如石首骚乱、通钢工人抗议等一再发生。官民直接的个人冲突如邓玉娇事件、绿坝事件也屡屡引发社会的高度关注。个人维权的方式也越来越惨烈。如河南省新密市农民工张海超自费开胸验肺事件。从历史的大背景下看，这些问题的产生有三个原因。

从历史发展的角度，一个国家在处于转型期特别是人均GDP超过一千美元而又不足五千美元时，往往是社会秩序最为混乱、各种矛盾激增甚至激化的时期。原因在于传统社会开始瓦解，新的秩序尚未成熟建立。象日本明治维新时期的前十年，农民暴动累计达一百九十多起，而整个德川幕府时代二百六十五年还不到六百起。美国内战结束后迎来黄金增长五十年，但这个时期从上到下的腐败、食品卫生问题、环境污染导致民怨沸腾。老罗斯福总统竞选连任时，其贪腐被媒体曝光，他立即承认但辩解说并不是敲诈。仅仅由于不是敲诈，就得到了选民的谅解，从而再次连任，可见当时美国腐败之严重。就是二十年前开始的苏东集团转轨，也都面临极度腐败、严重的刑事犯罪等挑战。保加利亚、罗马尼亚甚至由于高层腐败和有组织的犯罪而受到欧盟的制裁。俄罗斯的恶性腐败排名则高居世界147位。

其次，在经济转轨过程中，资本的力量迅速崛起，在促进经济发展的同时，其贪婪和逐利本性的破坏性也达到惊人的程度。2008年震动中国的三鹿奶粉事件就是相当典型的一例。其实就是今天，资本的疯狂如果不受到有效遏制，仍然会造成极其严重的后果。此次席卷全球、百年一遇的经济危机，就是由于金融业的贪婪所致，而且在监管一向健全的美国居然会发生高达五百亿美元的马多夫诈骗案，足显资本的超级能量。

最后，对于正处于加速转型时期的中国，社会各个阶层都存在不同程度的滞后适应。而做为改革主要推动者和执行者的官僚体系最易引发社会的关注。应该说，官僚阶层转型的滞后，是一个社会转型时期矛盾更加突出的因素。本来一个可以迅速平息的事件却可能演变成大规模的公共冲突。去年的翁安和今年的石首都是如此。当然即使对于一个平稳成型的社会，这种事情也是无法彻底避免。1968年美国正处于一片反战的气氛中，民主党召开全国大会，结果芝加哥警察用一种相当过时的手段----粗暴的攻击那些赶来反对越战的人，还有那些碰巧路过的人，结果引发骚乱。法国2005年发生长达一个月、从首都巴黎漫延至全国的骚乱也与处理不当有关。

从实证主义的角度出发，一个国家在转型期出现的问题与政治制度无关，是人类社会共性的必然阶段。然而，相对于历史上和世界上正在转轨的国家，中国的表现如果不是最佳的，至少也是相当优异的。不仅经济指标突飞猛进，跃居世界前列，就是社会指标，如教育、人均寿命以及反腐败也都有长足进步。根据总门设在德国的透明国际的排名，中国的腐败程度位居世界第七十二位，并评论说：“相对于1995年第一次的排名，（中国）在整个亚太地区还是非常实质性的巨大进步”。远远优于同时期进行转轨的印度、前苏东集团。这一切究竟原因何在呢？

中国的政治力量在国家转型过程中维持了整个社会有效和必要的稳定，特别是面对资本的崛起，仍然保持了最后的制衡作用。而俄罗斯民主化后，腐败完全失控、财富迅速聚集到极少数人手里，就与政治力量的嬴弱有关。尽管有新闻自由，但新生的财团寡头们用杀手解决那些阻碍道路的人，包括记者，国会议员和竞争对手。以致俄罗斯人自已评价说：“在这里，真正的律师是卡拉什尼科夫----前苏联著名的突击步枪”。最后当克格勃出身的普京执政后，不得不用尽力量向这些垄断了国家财富的财团开刀。俄罗斯也才从普京时代获得了最起码的稳定以及在此基础上的经济复苏和发展。其他东欧国家也有相同的情况。波兰团结工会在第一次选举中几乎席卷全部席位，但由于缺乏执政经验和能力，再加上执政团队迅速腐化，团结工会不仅失去了支持最后甚至完全泡沫化，退出了波兰的政治活动，国家也一片混乱。保加利亚更为荒唐，当执政的共产党和平交权并改名为社会党之后，反对派选举获胜后居然第一件事就是要没收社会党的财产，随后制定的银行法和退休法规定15年内在保共任过职的人不得在银行工作，退休年龄也不包括在保共内的任职时间。同时将过去保共的干部进行大清洗，仅外交部就有80%的人员被撤换。而反对党却又毫无执政经验，一个不成熟、缺乏能力的政治力量自然也无法将国家带出危机。

其次，在互联网、手机时代，面对国内外的挑战，中国选择了新闻开放与透明。中国新闻的大幅度开放始自2003年的“非典”，并在2008年汶川地震达到一个顶峰。2009年新疆骚乱则更进一步，海内外记者在事发第二天就进入现场自由采访，即使遇到对抗场景，也不受影响。这种全新的做法，不仅有效的制止了谣言的产生，更加快了问题的解决，如果是涉及到有国际影响的事件，则减少了东西方的误读。汶川地震的透明与开放，甚至起到缓和东西方紧张关系的作用。应该说，中国政府的做法与互联网和手机的普及有直接关系。至少在这一点表明了中国政府对时代进步的顺应意识与适应能力。其实这一点看似简单，却并不是每一个国家可以做到的。就是美国，明明多极化、全球化是时代潮流，布什总统非要逆向操作，搞单边主义，非要搞民主输出。结果自然是在时代潮流面前碰个鼻青脸肿。

最后，中国特色的高官问责制在执政有效性方面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中共建政以来，高官问责就是一种惯例。但在2003年以后才再度突出出来，并在2009年颁布《关于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暂行规定》，将之成文化、法规化。特别是明确规定免职后，一年之内不得再次起用。其实西方的制度里也隐含着问责，只不过这种问责是体现在四年或八年之后的选举上，没有一个即时的明确的法规。如果对比去年，我们可以发现，今年发生的冲突和事件处理的效率已经有了相当地提高。无论是邓玉娇案（有罪免责）还是石首骚乱（市委书记免职）、通钢工人抗议（合作立即中止）及农民工张海超自费开胸验肺（有关人员被撤职、取消资质）事件，都和周老虎事件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强有力的政治力量、新闻的开放以及高官问责制，成为并将继续成为中国度过社会转型高危期的三大利器，也是中国三十年改革开放可以取得惊人成就并远远优于其他转轨国家的原因。

与自由派论战台湾民主和大陆前景（之一）

与自由派论战台湾民主和大陆前景（之一）

此系列为海内外自由派的论战之三。与之一和之二的观点激烈但表达方式温和相比，之三则充满了越来越浓厚的火药味，直至损害到争论的持续。争论之一，自由派的特点是批判的武器来自他所批判的对象，之二则是表现了自由派“民主理念至上，宁可贫穷也要民主和自由”的特点。之三则表现了自由派理念高于主权和国家利益的一面。

这场争论起因于我的一篇文章《百年预言看新中国六十年》（附于后），为方便阅读，辩论两方以团友和我做为区分（双方同为台湾观选团成员）。由于参与的团友众多，我分别用团友甲、团友乙来表述，文章中提到各自的名字时，也用此代替。

与自由派论战台湾民主和大陆前景（之一）

团友甲：虽然我对鲁郑的观点持坚决的反对态度（注：指我的文章《百年预言看新中国六十年》），但是我们之间只是观念上差别，彼此尊重对方的自由表达的权利，不会影响大家的团结。鲁郑兄的观点我认为最不值得一驳的是，他认为只要经济强大，就可以得到别人的认同，甚至别人的追随和效仿，这是极其荒谬的。

首先，如果经济的强大源于对国内弱势群体的盘剥（或民权的伤害）和不公平参与的国际竞争（操纵汇率等），只是为了满足占国民0.4%的富人拥有超过70%的财富，这样的强大最终只会加剧国内的动荡和国际的纷争，这样的经济发展是不公义的和不道德的，不会赢得大多数人的支持和尊重！试想，有这样一个国家，他使大多数国民（工人和农民）成为最大的弱势群体；给“老外”以超国民待遇，而把自己的国民变成二等公民；官商勾结、司法不公不断侵吞国民的权利和利益，不断恶化的官民、商民关系直接体现为每年数以万计的群体抗争事件；我一直在问，这还是人民的国家吗？

其次，人类社会，包括中国社会的价值是多元的。金钱固然重要，但是以非金钱作为追求目标的也大有人在，不然就不会有苏武牧羊、屈原沉江的故事传世，也不会有“若为自由顾，两者皆可抛”、“杀了我一个，还有后来人”壮志豪情。富裕固然重要，但富裕但倒行逆施的人通常都会落得“为富不仁”的骂名，志不同者道不合也是对价值决定认同的精辟论述，东西方通常以价值划界也是不争的事实，怎么可能因为你有钱了就成了全世界争相效仿的对象，简直就是天大的笑话？！怎么可能想得出来？说的出来？基本的常识和基本的逻辑总还是应该有一点的吧？

我们不能做无知者无畏的“洗脑人”，应该看到中国模式迫在眉睫的巨大风险，不能一味地鼓吹它的合理性，那是执政党宣导机器的职责。作为学者，我们更应该保持清醒的头脑，仔细地发现问题、深入地研究问题和解决问题，这才是对中国负责的态度和作为。

宋鲁郑：

呵呵，我们从台湾争论，现在又要在这里争论了．其实对同一事实而有不同的解读是正常的．在台湾，还记的第一天晚上基隆市的陈永顺里长吗？还记得在新竹邱镜淳竞选总部遇到的陈文棠先生吗？这两位都是对台湾民主持强烈批评态度的．陈文棠先生甚至在回答我们的提问时说：威权有什么不好？发展快，而且有正气？其实还有一个人，更有说服力，就是我和团副，团秘同乘出租车去机场时，和出租车大嫂的一个谈话．她说东方移植西方的民主，并不合适．因为我们有了自由，却没有西方的自律．东方人还是要管的．

关于大陆三十年的成就，不需多说，仅四亿人脱贫，就是功德无限．此次全球经济危机，中国赢得全球普遍性的尊敬和感谢，我想你在海外应该会看到．法国的媒体比较夸张，称中国是世界的主人，感谢中国，日本因中国而摆脱经济危机．但中国由于其贡献得到世界的尊重是不容置疑的．大陆虽然和世界上许多国家制度不同，但大陆没有制造影响全球的经济危机，相反虽然自己是受害者，是发展中国家，但仍然承担了带领世界复苏和终结危机的责任．不错，中国强大了，只是得到别人认同的一个条件，怎样使用中国强大的力量，才更重要．中国在全球经济危机中的表现，算是把两者结合起来了．刚刚差一点以失败告终的哥本哈根气候大会，从历史上看，西方国家是主要的气候问题制造者，本应该做出和它们的经济强大以及价值观相称的贡献，但你也看到了，西方并没有．看来西方也没有明白你＂只要经济强大，就可以得到别人的认同，甚至别人的追随和效仿，这是极其荒谬的＂这个道理．

不错，中国崛起过程中问题很多，但对比历史上崛起过的国家：西班牙，葡萄牙，荷兰，英国，美国，德国和日本，中国是不是做的已经太好，太好？我们没有发动战争，没有搞黑奴贸易，没有搞殖民地，没有搞圈地运动．上述崛起的国家可有一个象中国一样呢？

中国崛起的原因，对外是抓住了国际产业转移和全球化这两个历史机遇，对内则是保持政治稳定的前提下实行了市场为导向的经济改革．中国的劳工保护和西方比当然有很多可改善之处，但确实在逐步改善．一个明显的例子是自２００７年起，大量的西方企业开始撤离中国，向劳动成本更低的印度转移．如果中国的经济的强大源于对国内弱势群体的盘剥，请问，你心仪的民主国家印度又算什么呢？还有，今年五月，加拿大国会否决政府已经签署的三项联合国有关劳工的公约，这三个公约与反对强制劳动，禁止童工和加强工会作用有关．不知你如何理解加拿大国会的否决呢？

说到中国操纵汇率，我不由得想起１９９７年东南亚经济危机，当时各国纷纷货币贬值，包括世界第二经济大国日本都是如此，唯独中国宣布货币不贬值．算是做出了与自己实力不相称的贡献．不过，虽然美国政府对中国的汇率多有微词，但却已多次声明：中国没有操纵汇率．不知你怎样看待美国政府的立场的判断呢？

　　　至于你提到的国民0.4%的富人拥有超过70%的财富，现在已证明是网络谣言，中国政府也已经辟谣．你再引用这个数据还有意义吗？倒是美国的贫富差距令人触目惊心．美国的雷伊·波萨拉写过一篇文章《美国是最不平等的

社会》：到上世纪90年代末，美国的社会不平等达到自实施新政以来最严重的程度。可以说美国是发达的民主世界最不平等的国家。名列前20%的家庭的收人，占了全国总收人的56%，掌握的财富惊人地达到全国财富的83%。与此对比，底层40%的美国人只得到全国总收入的10%，拥有的财富不到全国财富的1%。但不知为何你对美国模式一直情有独钟呢？

另外，评价贫富差距的基尼数据，香港远远高于大陆，不知你如何看待？

今年时代周刊评选年度人物时，中国工人由于其杰出贡献而排名第二．如果中国工人是弱势群体，怎么会上榜呢？

不错，这个社会包括国际社会价值是多元的，但正如我们在台湾观选时，东海大学的老师告诉我们的：台湾的选举是建立在买票基础上的．这样的价值观是否很值的老兄认同呢？

东西方从来不是以价值观划线的，而是以利益划线的．美国资深政治家基辛格就有一个著名的论断：国际事务没有道德的空间．美国可以在文化大革命中国极左时期而屈尊访问尚未建立外交关系的中国，和中国建立盟友关系．请问，美国是和中国以价值观划线的吗？我在从北京回巴黎的飞机上（奥地利航空公司），一位奥地利小伙子一路上都在学汉语．显然他不会认同中国的价值观，但究竟是什么原因能让这个小伙子刻苦如此呢？答案应该只有一个：中国的经济发展．

不错，金钱不是万能的，但没有钱恐怕是万万不能的．美国如果没有钱，是世界上的贫穷国家，老兄，你以为还有哪个国家会争想效仿美国吗？这恐怕才是基本的常识和基本的逻辑吧．

最后还有一问，中国模式如果存在迫在眉睫的巨大风险，请问制造全球经济危机的美国又面临着什么？它的合法性何在？

至于我们是否应该鼓吹中国模式的合法性，我倒想起今年当英国爆发报销门事件时，由于直接危及到这个体制，包括宗教团体都站出来呼吁这个制度的合法性．我们是否应该对他们说，这是英国政府的事，和宗教团体无关？如果我们向西方学习，面对取得一个又一个成就的中国，为什么就不能鼓吹一下中国模式的合法性呢？

确实，作为学者，我们更应该保持清醒的头脑，仔细地发现问题、深入地研究问题和解决问题，这才是对中国负责的态度和作为。所以我很不认同你最后一天的发言：认为中国应该马上实行民主化．如果观选之初你有这个看法，还可以理解，何以观选一周后仍然得出这样的结论？难道第一天姚蕴慧老师说的台湾没有经历流血，暴力和冲突就是奇迹吗？难道你没有听到庞建国老师谈到台湾民主化成功的四个条件吗？难道你没有听到庞老师提到的亨廷顿所说的实行民主人均ＧＤＰ五千美元的门槛吗？难道理解不了为什么视中共为仇敌的民进党竭力主张大陆立即民主化的动机和原因吗？做为一名学者，观选一周，是怎样保持清醒的头脑，仔细的发现问题，研究问题和解决问题的呢？

你在发言中还提到，大陆不民主两岸不能统一，因为民主的台湾不会接受重新走向专制．这个结论实在是有违事实．香港回归前并没有民主，但回归仅十年，大陆人代会就释法，２０１７年香港实现普选．香港回归后，不仅自由没有减少，更获得了民主．为什么这样清清楚楚的事实就看不到呢？录强兄，究竟是什么影响了你的判断的呢？

附：

百年预言看新中国六十年

----谨以此文献给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六十周年

1910年，代表中国的清王朝已病入膏肓，中国五千年的国运处于前所未有的低谷。然而，就在这个时候，中国的知识精英并没有丧失信心----这也许是中华文明能够独步世界并最终成为人类历史上唯一衰落后可以再复兴的原因。晚清小说家陆士谔出版了预言小说《新中国》，预言一百年后即2010年将在上海举行世博会----此时的世界，世博会仍然尚只是西方列强的专利。除此之外，他还预言了过江隧道、地铁、大桥等新生事物。到今天，我们都不得不惊叹陆士谔先生预测之精准。更令我们叹服的是，他是在中国处于历史积弱谷底的时候做出这样预言的，这需要多么大的勇气----在他做出预言的时代，这一切无疑会被西方视为梦呓，痴人说梦。别忘了，就是在今天，中国崛起已成为不争的事实的时候，仍然国内外大批精英都不相信二十年后中国可以超越美国，跃居世界第一。

然而，究竟历史是怎样把陆先生百年前的“梦呓”变成现实的呢？这就是和他小说重名的“新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彻底改变了1840年以来主权丧失、国家分裂、任人欺凌的历史。五千年的古老中国在尝试各种方法、历经109年浴血奋斗之后，终于得到了历史的回报，中国从此有了复兴的基础。然而仅仅这个基础就耗费了109年，也预示着复兴之路绝非平坦。果不其然，如果说建国前十年在恢复战争创伤、重建社会秩序方面表现卓越的话，随后的二十年，中国的复兴再次经历了严重的考验：三年饥荒、十年文革。直到1978年年底，中国放弃苏联模式，走向独创的改革开放途径，中国国力下降的历史才再次终结。

然而，历史是有传承的，没有前三十的实践和取得的成果，也没有改革开放。除了重新获得国家统一这个历史条件之外，这三十年另外两个居功至伟的贡献分别是中国成为核国家，并在此实力基础之上与美国为代表的西方改善关系。没有这三个前提条件，中国的改革开放是无法想象的。（当然，文革的失败也从反面为改革开放提供了历史合法性和社会的共识）。而这三个历史条件的建立都与一个对中国产生巨大影响的巨人密不可分，这就是毛泽东。不管对毛泽东的历史评价有多少争议，但是没有他，中国不会统一，没有他，中国也不会有核武器，更不会打开和西方关系改善的大门。没有这三个条件，自然也就没有中国的改革开放，自然就更说不上中国的复兴。关于如何理解毛泽东时代，还有几个数据可以做参考。1949年中华民国退出历史舞台的时候，中国人均寿命不足35岁，和非洲国家不相上下。文盲率高达80%。中国经济也历史上第一次落后于印度。而当毛泽东去世的时候，中国的人均寿命达到65岁，已接近当时发达国家的水平。文盲率降至20%以下。中国的经济略微领先于印度。不错，我们是要反思中国何以落后于日本以及发达国家，但是不是也要思考何以实行民主制度、并得到苏美两大强国支持和拉拢的印度却居然还落后于中国？当然历史有时并不公正，中华民国仍然被不少人念念不忘，但对毛泽东时代则多有微词。

改革开放是自1840年以来最为成功的现代化尝试，然而却来之极为不易。首先，中国历史上不乏农民起义和激烈的革命，但渐进式、能够保留前代进步成果、社会付出代价较小的改革却极为罕见。其次，中国的改革开放不仅仅面临着社会转型的挑战，更有经济转轨的困难。对于经济转轨之难，西方理论界有这样评述：如同把一个阉割的动物再还阳。第三，对于刚刚摆脱文革束缚的中国，极左和极右都仍然有很大的市场和影响力。再考虑到中国五千年传统的包袱----鲁迅曾言：在中国，搬一张桌子都需要流血，实现现代化的转型几乎是不可能的任务。因此，对于中国改革之难，西方有这样的评论：这如同在一枚硬币上让一艘航空母舰进行一百八十度的转向。然而，中国竟然奇迹般的做到了。创造这个奇迹的就是中国当代最为伟大的政治巨匠邓小平。作为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不仅对中国国情了如指掌，更由于早年留学法国的经历，对世界大势也洞若观火。在他人生的最后十九年，他成功的挫败了左和右的干扰，抓住了那个时代出现的所有机会：西方的产业转移、资金外流和全球化，确立了改革开放不可动摇、不可逆转的正确的方向。最为难能可贵的是，在苏东集团崩溃一刻，他以超出历史的远见和无比的魄力，坚定走中国自己的路，并很快的得到了历史的验证。我们不妨设想一下，如果当年中国步俄罗斯的后尘，今日中国是否还能完整的存在都要打一个问号的。当然邓小平的伟大之处在也于他站到一个世纪以来中国巨人的肩上。孙中山照搬美国模式，结果失败了，毛泽东第一代共产党人照搬苏联模式也没有成功，这无疑对邓小平决定探索一条中国自己的模式起到了决定性的启发作用。就这样，短短三十年间，中国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奇迹，实现了一个又一个曾经遥不可及的梦想：四亿人脱贫、成功举办北京奥运会、即将主办上海世博会、全球第三大经济体、第二大贸易强国（根据2009年上半年的数据，中国已经超越德国跃居世界第一）、第一大外汇储备国、美国第一大债主，还是世界第三航天大国。在中国处于最低谷时由陆士谔先生做的预言不仅全部实现，更取得了他没有预言到的进步与辉煌。

就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迎来六十周年一个甲子大庆的时候，如果我们效仿一下陆士谔先生对一百年后的中国做一个预言的话，我们将需要施展怎样的想象力呢？至少我们应该有这样的信心，中国将会最终开创一条前无古人的道路，并在传统价值观的基础上发展出一种人类历史上全新的更具进步意义、更能给世界带来和平、平等与发展的价值观，并以这种贡献让中国再度进入它一度长期占据的世界中心。

我们怎样才能有尊严？

我们怎样才能有尊严？

温家宝总理一句“让人民生活的更有尊严”，一石激起千层浪。毫无疑问，这个主张和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提出的“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以及后来的“建设小康社会”相比，标志着中国又发展到一个新阶段。

当然从提出目标到实现还有一个----有时甚至是相当漫长的----过程。可以相信，如何才能让人民有尊严，已经成为社会上下的共识和共同的奋斗目标。然而，尊严是有条件的，就是发达如美国者要想满足也绝非易事。

一、摆脱贫困。处于贫困中的人没有尊严这是没有争议的。由于贫困，什么都可交易，包括自己的器官、肉体甚至生命，更别说尊严。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四亿多人脱贫，至少有了获得尊严的条件。而仍然没有摆脱贫困的一亿多人中，尊严依然是奢侈品。至于最发达的民主国家美国，五千万贫困人口也不会有尊严。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国家印度四亿多贫困人口也同样，至于全球60%的贫困人口，尊严也是遥不可及。

二、要有安全。一个没有安全感的国家，人民肯定不会有尊严。现在的伊拉克、阿富汗、海地，虽然都是民主国家，但人民肯定没有尊严。正如伊拉克人民所说的：我们希望至少有安全上街的自由。当然安全感还包括，当自己把全部积蓄投到金融机构中时，不会有化为乌有的风险。当美国一百多家银行倒闭的时候，当全球第一大保险公司AIG也处于倒闭的危险之中时，当英美中产阶级甚至富裕阶层在经济危机下破产而自杀时，他们不会有尊严。我也知道，在全球任何一个国家，美国大使馆都是被重兵保护的，美国百姓也一再被提醒在海外要当心恐怖袭击，甚至传教士也被迫把传教的证章从身上取下时，我相信美国人民此时也不会感到尊严。凡是去美国的航班，都要被全息扫瞄进行裸检，这时的美国人民肯定不会认为自己很尊严。当然安全感还包括当人民在吃什么，喝什么时都不会有健康方面的担忧时，人民才会有尊严。正是这一点，中国还要有更长的路要走。

三是平等。平等有三层含义。一是一个群体不应因出身、性别而陷入不平等的境地。二是人人可以通过努力改变和提升自己的生存环境。三是贫富悬殊不能太大。印度有一亿多贱民，只能承担世袭的低贱工作，不能和上一级种族通婚。这些人肯定不会有尊严。印度妇女长期处于低层和被歧视的境地，自然也不会有尊严。南非一个民选的总统可以实行多妻制，在这样的国家里，妇女会有尊严吗？

在中国，不同阶层的跨越门槛越来越高，一个人通过自我努力改变处境的难度越来越大，这个时候，人民也不会感到尊严。

中国的城乡差别，贫富差距，基尼系数已达到0.49，超过国际上公认的0.40警戒线，美国0.41，也同样，香港基尼系数甚至超过大陆，在这些社会中，处于贫富低端的群体肯定没有尊严。当然，我们完全可以对美国的穷人说，虽然你是穷人，但仍比其它国家的穷人甚至富人要好很多，就如同我们可以对中国的穷人说，你虽然穷，但已比非洲的穷人好很多。只是处于贫困阶层的群体会接受这样的说词吗？

当然，也有很多人认为，要想有尊严，还要有自由。相对于贫困、安全和平等，自由这个条件颇具争议，甚至与尊严的其它要素如安全相冲突。比如，美国人民有持枪的自由（但在欧洲多数国家没有这种自由），但是每年数不胜数的持枪杀人案却又给社会带来危害。“9.11”之后，美国人民不得不放弃过去的许多自由，如乘机时的方便安检。美国认为，“9.11”不是恐怖袭击，而是通过自由进行的恐怖袭击。在中国，如果有可以在网络上造谣的自由，就会有七五骚乱和山西地震引发的大恐慌，所以如果我们加上自由的话，哪一定是有条件的、有限度的、历史阶段的自由。

人怎样才有尊严，绝非一个口号所能实现。这也不仅仅是中国一家所面临的挑战，而是全人类共同的命题。当中国逐渐解决贫困的问题时，显然在发展的层面上已经到了和全球同步的程度。如果把尊严放到全球视野，以我在海外的经历，中国人要有尊严，国家必须强大。上世纪初中国在法国只能设领事馆，日本却可以设大使馆。一战时，中国是战胜国，当中国代表团赴法参加巴黎和会时，要授与法国总理克里孟梭勋章时，竟然被当场拒绝。而现在法国人可以对印度人不屑一顾，但对中国人却不能。海外华人可以在香街进行新年大游行，其他族弈就不行。过去国外接待旅游团的宾馆不提供热水，饭店不提供中国人喜欢喝的白酒，购物场所没有汉语导购，但现在都已成为必然和自然的存在。今年两会，海外媒体居然创造了一个新词“liang hui”来报道，正可谓“强大就是标准，强大就是尊严”。至于有人认为，没有民主就没有尊严，哪就不妨问问美国的五千万穷人，印度的四亿多生活在贫困线下的群体以及一亿多贱民，伊拉克、阿富汗和海地的人民吧。

意大利总理骂记者与录音笔事件

意大利总理骂记者与录音笔事件

在国内陪团期间，收到不少情绪激烈的来信，质问我为什么不点评一下录音笔事件。除了时间紧张外，实是因为这样的事情在西方民主国家不过是常事，早已没有人大惊小怪。不仅是对记者，对其他人也一样。法国总统两年前就由于一位农民拒绝和他握手，就对对方破口大骂（傻瓜，滚开），如果套用中国网络的话语模式，就是公仆对“傻民”了。根本没有我是民选公仆，你是选民主人的味道。事后别说道歉、辞职，连个不象样的解释都没有。

不过，热评此事的文章不少，倒可以把意大利总理和录音笔两件事放到一起，毕竟这两件事都是由于政府官员对记者不满而引发的，或许会让情绪激烈的群体冷静一下。虽然写文章是自己的自由，但毕竟视野要更宽大，对这个社会认识更深入较好。更不要什么事都上纲上线。至少在我看来，李省长的恶劣程度可比不上堂堂的意大利总理，李省长的表现可以认为中国官员缺乏和媒体沟通的经验，是习惯性的官大压人，哪么时常和记者打交道的意大利总理如何解读呢？如果非要上升到制度层面，请问究竟是总理还是省长更具有制度的代表性？不过令人深思的是，中国的官员受到媒体和民间社会的监督、苛责似乎要胜于西方？

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必须指出，中国的这位省长同时还是人大代表（西方内阁制也是官员与议员兼于一身），而且是在开人代会期间，如果从这个身份上讲，从西方的角度讲，他的举止并没有什么可非议之处，因为国会议员在开会期间是经常骂人、打人而且不受法律追究的。甚至打完后还会被社会视为英雄。但在中国，却被群起而攻击。希望中国民主的群体，如果连这样的事件都无法接受，哪么民主化之后，如何面对议员们在国会里大打出手哪？如何面对选出来的国家领导人由于记者质询而大骂并将之赶出会场呢？

从理想的角度出发，意大利总理面对记者质询时，不应该怒骂（应该学学小布什总统和中国总理面对迎面而来的鞋子的表现），当国会议员发生争执时，不应该动粗，中国的李省长面对记者的敏感问题，也应该保持心态平和。显然，现实与理想是两码事，哪么，当我们评判时，究竟应该从理想还是从现实出发呢？

最后还有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究竟从什么角度看中国以及东西方对比？自己和自己比，记者敢于问令当权者不快的问题，这是不是进步？事件发生后，媒体广泛报道和网络广泛评论算不算进步？和西方比，虽然中国的官员缺乏和媒体打交道的经验，但其表现和意大利总理比又如何？哪种只看到中国问题而看不到进步算的上客观与公正吗？就在我写这篇文章的时候，刚刚看完温总理答记者问，想必被打动的人不在少数。究竟是中国的总理还是这位省长更能代表中国，代表中国的制度？

附：一篇报道和一篇评论文章。

意大利总理骂记者与录音笔事件

意大利总理贝卢斯科尼在10日举行的一场新闻发布会上遭遇记者干扰，这位是非颇多的总理情绪再次失控，要求把记者赶出场。　　

据悉，在当天的新闻发布会上，还未到提问时间，一名记者就对贝卢斯科尼发出激烈的质问，连续打断贝卢斯科尼的讲话。之后贝卢斯科尼和这名记者争吵起来。贝卢斯科尼称这名记者不讲秩序、不知羞耻，最后怒斥他为流氓。　　

当天意大利国防部长拉鲁萨也出席了这场记者会，在总理与记者吵得不可开交的时候，亲自抓住记者的上衣试图把他赶出现场，并大骂其“笨蛋”，场面一片混乱，最后贝卢斯科尼不得不中止了新闻发布会。　　

事后，该名记者称，拉鲁萨打了他胸口两下，他已向当局投诉。

录音笔事件——两会舞台上最亮丽的一出

这几天，在北京上演着一台大戏，非常非常大的戏，各色人等粉墨登场，生旦净丑行当齐全，各个唱念作打，煞是热闹。　　各位当然明白我意之所指，说的就是每年一度轰轰烈烈的两会。大家切莫误会，以为我在诋毁两会，“唱戏”这个表达，非出自我口，乃是全国政协十一届三次会议发言人赵启正同志说的，3月2日举行第一次新闻发布会时，赵启正同志开口第一句话就说：“一年一度的表演开始了。” 　　

赵启正同志的这话到底有没有什么言外之意，我不知道。但一个多星期看下来，我却是实实在在的感觉到，赵启正同志的这句话说的真是再贴切不过了。在人民大会堂这个舞台上，各色人等可不都是在尽力地进行着一场大表演嘛。　　

我这人愚钝不敏，课堂上学过的大部分知识早都还给了老师，可有一点却一直是牢记不忘的，那就是初中政治讲过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国家的最高权力机关，人民代表由人民民主选出，对人民负责。可这一个多星期来，在人民大会堂里的众生相又是如何呢？我很想问那些代表、委员们一句：你们对人民负的什么责？　　

咱不说各位代表、委员的雷人提案，也不说外面70万军民保障，里面左三圈右三圈脖子扭扭屁股扭扭。就单单湖北省长李鸿忠同志和《京华日报》小记者之间的故事，就足以令人大开眼界了。　　

前几天我刚刚听说这事时，感觉既在意料之外，又在情理之中。所谓在情理之中者，是因为这种事情在中国太正常了，试想那李省长，一方诸侯、封疆大吏，放在春秋战国时期，就叫做万乘之君，岂是可以轻侮的？小记者不知轻重，触其逆鳞，捋其虎威，哪有不勃然大怒的。不过虽然如此，我还是觉得出乎意料之外，因为中国的当官的，大都信奉“当面笑嘻嘻，背后递刀子”的斗争哲学，轻易不把恶形恶状放在脸上。而这位李省长竟然在光天化日、众目睽睽（而且是各位记者的众目睽睽）之下，亲手抢夺记者的录音笔，可谓是开了中国官场斗争的新河，怎不叫人惊诧？　　

但是，最令人惊诧的，还是今天李省长的澄清。　　

话说，今天我刚上网，就看到QQ新闻弹出一个消息，说李省长接受记者采访，澄清录音笔事件，好奇之下，我就打开来看了一下，——西谚云，好奇心害死猫，此言诚不我欺——李省长的这篇澄清，只恶心的我差点把前天完上吃的干咸菜吐了出来。　　

采访开始，李省长谈录音笔事件起因，称“我请教她‘您是哪个新闻单位的’，她说她是《人民日报》的。我就又问她：‘你是《人民日报》的吗？’她就支支吾吾没再答了。后来我们得知她不是《人民日报》的，是《京华时报》的。不过《京华时报》也没关系，我觉得每个媒体都有采访啊、新闻监督的权利，这都很正常。我觉得就理直气壮地说《京华时报》就好了，没什么问题。” 　　

记者为什么说《人民日报》，这个网络上有解释，说这些小的媒体记者出来采访，往往要拉大旗扯虎皮，因为你如果报出小媒体的名字，那些封疆大吏根本不鸟你。何况，《京华日报》本来就是《人民日报》的下属刊物，这记者也不算撒谎。　　

而且，不管这位记者是哪个报纸的，她都是持有采访证的记者，也就是说，不管她说自己是哪儿的，她都有权利进行采访，都有权利对李省长提问。　　

任何脑子里没有贵恙的人，都难以这句话和李省长之失态之间建立起逻辑关系。　　

紧接着，李省长说：“这个是因为她没有痛快讲（她的单位），可能她觉得自己是《京华时报》的却说是《人民日报》的，不太好吧。我们就担心她是不是其他单位的，不是记者，就把录音笔拿去看看了，看看是什么内容。” 　　

这种混账话也可以从一个省长口中说出来吗？　　

诚如我前面所说，无论这位记者是《京华日报》还是《人民日报》，她都是记者，都有采访证。怎么可能因为没有“痛快”的讲出自己的单位，就抢夺下她的录音笔？你李省长怀疑“她是不是其他单位的”？请问，到底是哪个单位让您神经这么高度紧张？　　

这里是两会，在这里您的身份是人民代表，而您面对的这位记者，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正如我前面说过的，初中政治中学过的一样，是您所要对之负责的人，您有什么权力把人家的录音拿去看看？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规定：搜查时必须由公安机关、检察机关等侦查机关的侦查人员进行，执行搜查的侦查人员不得少于两人，并要向被搜查人出示《搜查证》，否则被搜查人有权拒绝搜查。不知道李大人您什么时候加入了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当时您在把记者录音笔“拿过来看看”时，有没有出示搜查证？　　

如果您不是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的侦查人员，也没有出示搜查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乘人不备，出其不意，公然对财物行使有形力，使他人不及抗拒，而取得数额较大的财物的行为，构成抢夺罪。李大人所作所为，几乎与这个规定如合符契。至于“数额较大”，根据司法解释，指的是价值在500元以上。就录音笔来说，价格差别较大，有几十元的，也有几千元的，我不知道那位记者的录音笔价值几何，但想来一个职业记者所使用的录音笔，应该不会是几十元的地摊货吧。——李大人，您很可能已经涉嫌犯罪了。　　

退一万步讲，就算这位记者是万恶的境外敌对势力派来专门破坏我们这次胜利团结和谐大会的敌特分子，那也论不到您李省长出手吧。不是说两会安保人员70万吗？只要你打一个报警电话，这70万中随便来一个人都可以将这敌特分子拿下了，何劳您李大人亲自动手？莫非湖北巡抚还兼任着东西厂督和锦衣卫指挥使不成？　　

说到道歉，李大人称：“我觉得不涉及道歉。大家的目标都是为了一个——社会的和谐发展。党政工作是为了社会和谐发展，媒体也很辛苦，为社会的公平正义鼓与呼，鞭挞社会的不良现象。有的时候，有一些误解啊，像传递信息不很全面啊，我看也不用（道歉），慢慢就好了” 　　

好个不涉及道歉，千错万错不是我的错，这正是死不认错学的精髓所在，李大人可谓得之矣。　　

不过，大家千万不要以为李大人是永远不会道歉的，如果面对的不是小记者，而是他的上级领导，我敢和诸位打一个赌，即使不是他的错，李大人也一定会抢着认错的。李大人为什么觉得“不涉及道歉”？原因很简单，因为此时站在他对面的，仅仅是一个小记者，是个草民，哦，错了，是个屁民，试问，你们有谁见过一个人向一个屁道歉的？　　

古人云：“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这句话在录音笔事件中，将得到完美的诠释。前面我说李省长很可能涉嫌抢夺犯罪，那么他会因此而遭到起诉吗？回答“是”的人，肯定是小时候脑袋让驴给踢了，这就叫做“刑不上大夫”。现在大家纷纷要求李大人向该记者道歉，他会道歉吗？回答“是”的人，估计脑袋里也有些进水，这就叫做“礼不下庶人”。——以后谁再敢说中国传统文化被割裂了啥的，我就跟他急。　　

李省长在回答记者关于舆论监督的问题时，声称：“我2004年的时候刚到深圳时就说过，新闻媒体有‘三光’作用。第一，就是要阳光。总理讲，权力要在阳光之下运作，什么东西亮在阳光之下，就一清二楚。第二个是目光，群众的目光，人民的目光，这也是监督的一部分。第三个，是激光。用激光做手术不出血，容易治病，创伤面又小，舆论监督是改正问题、纠正错误的好办法。我当时概括的‘三光’作用就是要高度重视媒体。” 　　多好的话啊，而当我们拿这段话去审查李大人的行为时，又折射出了一种怎样惊心动魄的无耻。　　漂亮话人人会说，但是老百姓从来是只看行动的。在这里敬告各位李省长们，“听其言，观其行”绝不是不是仅仅针对台独分子陈水扁的。　　

我这人打字从来都是用拼音，话说就在写这篇帖子的时候，当我打下“李鸿忠”三个字，却跳出来“李鸿章”，使我不由得感慨汉字之神奇，一个拼音输入法，却一下子点破了事情的本质。我不知道李省长和李中堂究竟有没有关系，只是李省长在才具上与李中堂相差了十万八千里，倒是这官威是犹有过之。　　

所以，我要提醒李省长一句：您是共产党的干部，是人民的公仆，是人民选举出来对人民负责的人民代表，您不是李鸿章那样的封建官僚。现在是21世纪，已经不是老佛爷统治的时代了，现在民智已开，也已经不是封建时代那种可以任意欺骗驱使的愚氓了，希望您能够拿出一个现代政府官员所具有的意识和气度来，不要再用封建官僚的那种颐指气使来对待人民。　　

三种不同的红色

寧願經濟不好，也要自由和民主:与台湾自由派对话

寧願經濟不好，也要自由和民主：与台湾自由派的对话

博联社博友的一次“特殊聚会，并不是我第一次和自由派人士面对面的交流甚至论战。除了这一次以外，还有两次印象最为深刻。故整理出来，做为一个系列，命名为：与海内外自由派（含台湾）论战。如果博联社的聚会是第一篇的话，现在就做为之二。

寧願經濟不好，也要自由和民主：与台湾自由派的对话

这场对话的主角，是台湾教授协会的主要成员之一，是我2008年去台湾参加“总统大选”观选时结识的，文中以Z教授代之。双方对话中尽抒已见，可算是两岸不可多得的立场不同的学者交流。以此提供一个了解台湾学者精英立场的一个视角。需要指出的是，这位Z教授是坚定的台独主义者，这一观点无时不在对话中体现出来。

双方的争论是从我的两篇文章《2008：不一样的中国》、《民主困境与中国模式开创第三条道路》开始的。

Z教授：敬佩您為中國時刻憚精竭慮。我認為康曉光說：中国民主化是祸国殃民的选择實在為共產專制粉飾太過了。我們台灣人從小受孫中山三民主義洗腦，國民黨人頂多說他們實施訓政以待未來還政於民實施憲政，從無國民黨人膽敢說中国（或台灣）民主化是祸国殃民的选择，至少終極價值和過渡手段的區別要講清楚。 香港廉政制度若不是建立在殖民者的手中是不可能成功地，依同一標準在英國本土必然會被認為違反人權，因為涉及到公民基本權利的限制或侵害，不可能可以不經司法審查的．民主不是萬靈丹不能解決所有問題，但至少可以集眾人之智避免專制獨夫的錯誤。（注：美国入侵伊拉克就是在多数民众支持下发动的）依愚見，中華人民共和國現所實施的制度，乃趨向於古典民主理論的貴族制（注：英国模式在欧洲长期曾被称为贵族制）。我們應當鞭策他們早日完成中國的現代化，批判是知識份子的天職（注：在台湾很少听见他们批判民主），共產黨不差多你我一人幫腔，他們少的是監督的力量．

宋：感谢,您的“古典民主理論的貴族制”非常受启发。目前在中国大陆，对民主有两种极端看法。一是极左完全否定民主。二是极右的民主狂热。我的着眼点则在于指出实行民主是有条件的（比如国际上通行的经济门槛：人均GDP5000美元），而民主的运行是有成本的，而且成本是相当的高。如果条件不具备的情况下，往往与我们美好的愿望相反。我去过台湾两次，蓝绿都有人认为台湾的民主化有些快，也是一个例证。此外，同样是民主，美国西欧的民主与非洲、伊拉克等国的民主相差甚远。同样是“专制”，大陆和缅甸、朝鲜也不可以道里计。特别是此次震灾，再次显示了目前大陆体制的优越性：这种高效的全国性动员力量，当今世界没有任何一种制度可比。

我的观点可概括为一句话：如果一种制度的收益大于其成本，就是一个成功和可以继续下去的制度。如果相反，这种制度就走向了历史终点。从我这个的观点看，目前台湾的民主还差一步就可认为成功，即经济的成功。2000年台湾实行政党轮替后，朝野内耗，经济下滑，现在大陆一个广东省GDP就超过台湾，台湾也从四小龙之首跌为四小龙之末。如果马英九执政后，仍然无法改善提升台湾的经济，对民主的冲击比陈水扁恐怕还要大。

Z教授：對台灣人來講，如果經濟不好，民主還是要堅持下去（注：是不是颇有宁要社会主义的草，宁要社会主义的贫穷，也不要资本主义的苗和富裕的味道呢？我们是否可以说，如果经济不好，也要继续坚持改革开放呢？）。因為那是對於人性尊嚴的制度性保障。如果有一個政府處理不好人民的經濟生活，人民有權力和權利撤換掉它。民進黨的施政表現不佳而遭到二次輪替，正說明了台灣民主制度的優越性，而不是台灣民主的失敗。廣東省有台灣五倍以上的人口和土地面積以及自然資源，國民生產毛額不能超越台灣五倍，有什麼值得稱許的呢？（如果这个逻辑成立，新加坡面积、人口和资源远逊于台湾，却仍然各项指标胜于台湾，台湾的经济奇迹算得了什么？）

開明專制的成功只是歷史的偶然，真正的民主不能保證國家的富強，但至少可以避免失敗的執政者繼續把國家帶向滅亡（注：如果民主仅能保证一个国家不被灭亡，而不是富强，请问人民会选择这样的制度吗？苏东崩溃时，如果西方对他们讲，你们采用我们的民主制度，可以保证你们不会亡国，但并不保障你们成为富裕国家，请问，还会有国家倒向西方吗？）。我尊重您的想法，也許中國人的民族性不適合民主，中國人民需要威權黨國體制來統治。但民主已經成為台灣人民的公共生活方式和立國精神，反民主的思想和制度，會對台灣人民的生存與發展造成威脅，這是台灣人不願意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統一的根本原因。在我看來，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四川震災同時也顯示出共產黨的長期宰制，導致民間社會的自主性不足，什麼事都要靠政府，我不認為四川震災能證明專制的優越性，台灣在集集震災時也實施國家緊急權，但那是臨時措施而不是常態的，這說明民主制度也能擁有危機管理的能力，這絕非專制政體所獨有的國家治理能力（注：可惜当时辩论时，台湾还没有发生八八水灾，否则这位Z教授绝不会如此点评汶川地震和台湾的民主制度）。不是什麼事都要靠政府的，政府不可能萬能，施政的縫隙空缺要由民間的力量主動來填補，現代公共行政講求的治理理念，就是認為公共事務需要由政府與民間共同來完成，中國大陸民間自主性不足，會使政府的救災工作更不具有效率性和靈活性，但中國大陸人民因為缺乏民間社會的思考，就會滿足於專制政府目前的表現。

宋：感谢坦诚的对话。我也坦诚回复如下：

1.民主和专制都是治国的手段,成功与否的标志应该是经济.当年西方民主之所以取得冷战的胜利,这是最重要的原因.所以尽管台湾可以由于一个党没有把经济做好而通过民主的程序更换另一个政党,可如果仍然无法改善经济,民众是不是会对民主制度本身产生怀疑呢?这种现象历史上都曾出现过.象上世纪三十年代经济大危机，许多民主国家，美国，法国，英国，德国，意大利等都出现了极权的力量，只不过美国，法国和英国经过经济调整，最终战胜了这股力量，但德国和意大利则从民主国家转化为法西斯专制国家并在本国迅速取得了经济上的成功（至于对外扩张导致灭亡是另一回事，但人民之所以选择这种力量是由于对民主的失望和这种力量在经济上的成功）。所以，最终决定一个制度优劣和历史生命力的，仍然是经济。

2．专制制度成功的并不多，也可以认为是历史的偶然，但放眼全球，民主制度成功的也只是少数。 也就是那几个传统的强国。除此之外的表现大都并不如专制政体或并不比专制政体要好。而且因为民主而国家分裂（亡国）的并不在少数。象前苏联，前南斯拉夫，前捷克斯洛伐克等等。

3．广东与台湾相比，可以说有五倍的人口和土地这样比，但也应该从过去广东与台湾差距很大，但现在却超出来对比。象英国，面积也不大，但却曾经长期是世界霸主啊。

4．中国是否能成为民主国家，不仅仅是民族性，还有多民族的现实，而且分离主义也很严重（藏独，疆独等），特别是自然灾害众多，在这样的国度，实行民主确实是一个比专制还要大的挑战。

5．两岸统一与制度之争我认为是两个层面的问题。比如香港，尽管制度不同，经济发展水平不同，但仍然与大陆统一。我们不可能说由于制度不一样，经济水平不一样，香港就要独立。当然我也承认，这两个问题可以相互影响。象这次大陆应对震灾高效，透明，结果认为自己是中国人的香港居民首次超过认同自己是香港人的比率。我也很认同你提出的“ 中國大陸人民因為缺乏民間社會的思考，就會滿足於專制政府目前的表現”。但不容否认，民间社会对中共的要求仍然是在提高，并促使中共做出更积极的表现。也许这种模式会推动中国的和平转型。

6．经过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共已经发生了很大的演变，很难用传统的专制或独裁来定义它。也许中国的特定国情和民族性能够开创一条第三条道路。

Z教授：在我看來，前蘇聯、前南斯拉夫和前捷克斯洛伐克，恐怕是分裂比統一好。愛沙尼亞　斯洛伐尼亞或斯洛伐克的人民一定多數寧願昔日的祖國分裂亡國，因為國家是為保障人們的自由財產和幸福，基於社會契約的自由意願而存在的（注：这是典型的“理论高于利益”的自由派立场，但仍然无法解释魁北克为何屡屡要从加拿大独立，巴斯克要从西班牙独立、爱尔兰要从英国独立，美国当年要从世界上唯一的宪政国家英国独立）。同樣西藏　新疆也不能為了大中國的理由而留在中國，如果中國真得那麼好，如果漢藏　漢維之間真得唇齒相依，為什麼要擔心它們會因為民主的自決而脫幅而去呢？

一國兩制不是真正的統一，為什麼廣州、深圳、上海的人不能擁有香港一樣的制度？把中華人民共和國所有的人民綑綁在共產黨的領導之下，是不是把他們視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次等公民？

您很看重經濟的因素對於民主退潮或崩潰的影響，但也正因為法西斯和納粹給人類帶來的經驗教訓。真正的民主社會人們才不會笨到為了經濟而擁抱獨裁。陳水扁在任內曾經戲言實施戒嚴，遭到全國撻伐，連臥病中的柏楊都氣得出來指責他，台灣人腦子清醒得很，寧願經濟不好，也要自由和民主。

至於台灣經濟到底好不好總要有個標準。簡而言之，中國崛起後，台灣經濟就不該像以前那麼好（注：把台湾经济的停滞归于大陆的发展是海内外颇有市场的观点，可是中国是否可把自己的落后归因于西方的崛起呢？），小國有小國的樣子，不用懷念中國在世界經濟中缺席的時代。

宋：我很认同您提出的知识分子要承担独立和批判的责任。但是这种批判要客观、公正，不能搞双重标准。比如，维权网对中共的批判，我相信绝大多数是事实。但令我不敢苟同的是，面对西方的不正确表现，却往往不置一词。比如西方著名的赏莎朗斯通，在今年的嘎纳电影节上对中国的震灾幸灾乐祸，毫无人道主义。再就是法国解放报，在中国大陆全力抗灾时，却认为中国政府是在做秀等等。这些新闻是进入不了维权网的视野的。再比如，达赖一直宣称非暴力，和平主义者，经常指责中国或其他国家的非人道行为。但当美国入侵伊拉克掀起全球性抗议风潮的时候，达赖却保持沉默。当印度试验核武器时，全球一片斥责之声，但达赖却又保持沉默。这种双重标准是我们独立知识分子无法认同的。

关于统一与分裂，我相信绝大多数主权国家是反对分裂，主张维持国家统一的。任何一个政府也不会认为“某某分裂比统一好”的看法。假如台湾法理独立了，恐怕也要如此做，绝不会让金门独立出去，也不会让连江县独立出去。如果你现在公开主张台湾独立并可以接受金门县或台湾现辖领土某一部分独立的话，恐怕不会有多少台湾人予以支持。号称捷克民主之父、著名人权人士的哈维尔在强烈反对捷克独立无效的情况下，而愤然辞去总统职务也是一个明证。就在前几天，法国和西班牙警方配合在波尔多把西班牙巴斯克分裂集团的头号领导人抓捕归案。如果按照你的观点，我们是否是应该指责西班牙政府和法国政府，而应该让他们独立？“一国两制”是个全新的政治理念，是一向坚持所谓原则而非常僵硬的中共的一个创举。当然争议一致存在，这也很正常。但却给世界各国处理主权问题开创了一条新路。塞尔维亚就曾想以香港模式来解决科索沃问题（当然美国不同意，没有办法），至少香港模式为全球所认可，并为有相同问题的国家所借鉴。我不同意你提出的“寧願經濟不好，也要自由和民主”的看法，民主做为一种治理国家的手段，如果不能改善人民的生活水平，我们要它做什？文革中大陆有句极左名言：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这和“寧願經濟不好，也要自由和民主”多么相仿？

Z教授：您所指責西方的東西，有新華社會去報導，所以不需要維權網去主張。主張台灣獨立者是同意金門馬祖或台灣的任一地區自決的您沒聽說嗎？民主的可貴在於每個人有異議的權利，我們的討論可以進入到中國的媒體當中嗎？香港都不可能。這就是台灣人如何也不願為了經濟的理由和中國共產黨統一的原因。

宋：我这次在台湾拜会北社时，北社的秘书长正面回应我的问题，表示，她就是台湾民族主义者，她追求民主、自由、人权，但上面还有一个更高的主权。我对此深表佩服。一是她的坦率，二是我很认同她的传统的主权看法。我承认，你所提出的台湾任何一部分可以自决的观点我是接受不了，至少目前是接受不了。我知道每个人的思想都是有变化和发展的，现在接受不了的，未来不一定不接受。但现在，我确实接受不了。至于您认为对西方的批判由新华社去做，不必由维权网去做，可是这样的话，维权网和新华社有什么区别？双方都自说自话，都只选择对自己有利的新闻，这应该不是新闻自由吧。的确，我的文章只能在海外媒体上发表（当然立场也是倾向大陆的），但我相信维权网上也不会登我的文章。这和大陆的新闻体制又有何不同？我承认“民主的可貴在於每個人有異議的權利”，但不可绝对化。言论自由是不是要与责任相联系？（权利与责任相结合）。从现实看，半岛电视台被美国封杀。在西方国家宣扬纳粹是非法。从民主的实践看，哈马斯通过民主方式赢得选举，但西方国家却不予以承认。关于统独，我在海外多年，观点和态度与大陆已有不同。其实，从独立的角度讲，不需要任何理由，我就是一个独立国家，你大陆再富强都和我没关系，你是专制和独裁和也我没有关系。（现在和台湾建交的国家也有一些甚至是酋长国）从统一的角度讲也一样。在大陆看来，台湾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一部分，没有任何理由可以分割出去。至于制度或富强，哪只是技术层面的问题。如果你认为，大陆民主了，两岸就可以统一，哪和马英九就没有区别了。换句话讲，美国是世界最民主和最富强的国家，台湾可有民意支持加入美国？所以，经济的成功和民主有联系（民主的合法性也是建立在经济成功之上的），但和统独并没有必然的联系。

Z教授：自由權的保障對象是人民，不是國家，所以實現自由權的義務人是國家而不是人民。新華社作為國家通訊社，它必須保障人民的媒體接近權和知情權，所以必須兩面俱陳，但民間的媒體卻沒有這種憲法上的義務，至多只是一種職業倫理要求罷了。所以維權網和新華社不一樣，使用國家資源的新華社沒有自說自話的權利。從防衛性民主以觀，民主社會是不容許反民主的法西斯政黨存在的因為它們會利用民主實現集中制，最後以集中制顛覆民主，德國和台灣的憲法都做此限制規定。我的民族主義立場和馬英九沒有很大區別，文化認同和以國家認同為表現形式的制度價值認同是兩回事．又，台灣是有民意主張加入美國的，當然台灣也有民意主張一國兩制或與中國統一的。

宋：台湾有民意加入美国或主张一国两制或主张台湾法理独立，这种主张是否违宪？是否可以言论自由的名义不受法律制约？

Z教授：在台灣，關於國家主權變動或消滅的主張都是合乎言論自由，應受憲法的保障，沒有違憲的問題。如果政府壓制這類主張，是政府違憲.和您討論我能夠了解台灣人和大陸人的憲法觀念存在很大的差距。大陸人無法接受的東西，以為將導致亡國滅種的問題在台灣根本不成問題。這說明了，一個民主的社會，是有能力以理性討論和多數決程序來處理國家分裂的問題的.台灣民主還在發展當中但保障每個人異議的權利已經成為我們的意底牢結，不會有人因此而被判顛覆國家政權罪.

宋：其实我的观点在大陆并不具代表性。毕竟我已在法国生活近十年。我对民主的优缺点和是否适合中国国情有自己的看法。而大陆民众要么对民主很排斥，要么认为民主是灵丹妙药。比较两极了。另外，冒昧的讲一句，您的观点在台湾应该也不是主流了，特别是有关主权的部分。否则，卖台之声在选举的时候不会不绝于耳，马英九不得不一再的说：他是台湾人，烧成类也是台湾人之类的话。如果在法国，简直是不可能的。法国新总统是匈牙利第二代移民，他在选举的时候如果说他是法国人，烧成灰都是法国人，简直是不可思议。

主权问题，在民主国家也是不可讨论的。如英国的北爱问题，西班牙的巴斯克问题，加拿大的魁北克问题。加拿大出于对自身体制的信任，放手让魁北克公投，结果险些过关，随后就通过法律，禁止这种单方面的公投。美国也公开表示反对（因为这不符合美国的利益）。台湾和大陆情况差异很大，也不可能施行同一种政策，这并不一定是宪法观念的差异。即使海外民运的代表人物王丹，此次在台湾公开声明台独是他无法接受的。尽管他拿了民进党不少的钱，仍然主权立场不改。

宋：你给我的文章都看了，关于人权我的看法如下：

1、人权有一个发展过程。法国成立共和国后的二百年间，只有在第五共和国时期，六十年代女性才有投票权。美国在肯尼迪时代女性记者才有资格参加白宫总统记者招待会，更不用说黑人的人权。台湾在人权发展上也是历经一个漫长的过程。我很同意西方国家在人权问题上给予中国提出不同的看法和意见，但我对要求中国一步到位式的要求不敢苟同。

2、人权不能用来做为达到本国利益目的的工具。沙特阿拉伯是美国的盟国，但实行的却是君主体制，妇女别说妇女权，连基本的人权都没有。但美国对沙特和中国人权问题上的态度大相径廷。所以如果中国人民对西方社会倡议的人权目的产生怀疑的话，怎么会相信他们的人权理念？

Z教授：我同意您對於西方帝國主義的看法，但對於同屬華人世界的台灣人來說，我們接受淵源自啟蒙時代的天賦人權和社會契約論，並且在憲法中交代了由孫中山三民主義所代表的繼受，我們更感謝美國以人權議題當年對於國民黨專制政權所施加的壓力，才使台灣人的人權和自由得到解放。我們不否認當年美國的動機是基於其國家利益的，但國家成立的目的和最根本的民族大義，就是讓人民擁有自由財產和幸福。台灣人民的解放和美國控制國民黨的意圖形成統一戰線。

我們質疑美國是因為它存在雙重標準，但卻並不會因此而否定它所服膺而由聯合國普遍承認的普世人權觀。中華人民共和國既然已經簽署了國際人權公約就應當儘快交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批准通過。這是它作為領導世界的聯合國常任安全理事國應有的表率.要求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遵守它對聯合國所做出的承諾這又和美國的雙重標準有何關係呢?總不能說，瀆職的警察縱放其他的強姦犯被逮著的強姦犯就可以主張強姦無罪吧?宋：人权在中国大陆依然处于不断改善之中，当然如果用西方的标准仍然相差甚远。但我还是这个观点：人权的改善和提升是有一个过程的。所有的国家都有一个发展的过程，所以对大陆也要有耐心。

当年美国对国民党政府的施压我相信是纯粹的人权价值理念，而不会是为了其他利益。因为哪个时候美国和国民党是盟友关系，在这种关系基础上的任何建言双方肯定会是从好的出发点来理解。就象现在中国对缅甸进言和美国对缅甸进言是不一样的，这也就是为什么中国的建议缅甸可以接受，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压力却发挥不了作用。

中美冲突：自由派何以集体失声?

此文源之于《夏业良教授二三事》

中美冲突：自由派何以集体失声?

2月18日，随着达赖牌的进场与退场，这一轮中美冲突暂时告以段落。当然，这只是更大暴风雨来临前的短暂平静。如果说会见达赖是象征意义大于实际意义、美国向中国示以颜色的程度更多的话，伊朗核问题和人民币汇率将是国家利益的硬较量。

世界刚进入第二个十年发生的这场中美对立，确实非常诡异。毕竟在中国的带动下，全球抗击经济危机稍稍有所起色，同时美国也获得了片刻喘息。而且在许多众大问题上仍然依赖中国合作的情况下，突然无端对华变脸，制造了一波又一波的冲突。岂今为止，中国也表现出与过往相当不同捍卫自己利益的坚定与强硬。这固然是由于中美双方此消彼长的实力使然，也是强烈的民意使然。当然，奥巴马也是有民意支持的，达赖在美国访问时进行的民意测验表明，大多数美国人支持西藏独立。只是一个大多数对西藏并不了解、也没有去过西藏的美国百姓何以就认定西藏就应该独立？而且非常奇怪的是，面对加拿大魁北克的独立诉求何以美国上下都投反对票呢？原因只有一个，百姓被政客和媒体联合洗脑罢了。

当然，美国百姓如何被洗脑，是他们的内政，但这一轮中美冲突，一向对中国的问题从不缺席的海内外自由派却突然集体失声。原因何在？难道也是被西方洗脑了吗？也许可以从以下的事例中找到答案。

去年哥本哈根全球气候大会召开，凤凰《一虎一席谈》栏目曾有一场辩论。结果一位在北京大学留学的印度留学生与北京大学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中心副主任夏业良教授发生的短暂争论，最耐人寻味。需要介绍的是，这位夏业良教授是2008年年底以来出现的“宪章”派之一，1980年代在加拿大和美国留学，1990年代曾在俄罗斯工作，体验和亲眼目睹俄罗斯的经济崩溃，人民苦难。2005年8月到2006年8月在美国伯克利加州大学做访问学者。从眼界上说也应该是学贯东西。

到场的这位印度学生中国名字叫“高兴”。他一上来就夸了中国一通，说中国带着第三世界的穷哥们把发达国家顶了回去，太棒了。不过他又话锋一转说：他到中国来留学，中国各方面确实都不错，就是有一点他很困惑，为什么他所在的北大的教授们好像都被美国人洗了脑。
　　夏业良教授立即愤怒地回击：“我看你是被中国教育洗了脑”。这确实令人奇怪：“高兴”在中国的老师不就是夏教授这些人吗？他要是“被中国教育洗了脑”，不就是被夏教授们洗了脑吗？可相互之间并不认同。他怎么是“被中国教育洗了脑”呢？难道这就是经济学家特有的逻辑吗？

中国自由派知识分子被西方洗脑，其实早已是公认的事实。只不过被一个来自印度而又在北大留学的普通学生一语点破，仿佛皇帝的新装，还是令人震撼！我在法国留学期间，无论是身边的法国同学还是教授学者，对美国的批评甚至否定之声不绝于耳（比如美国根本不是民主，实际是财团在控制，法国模式才是民主。美国打西藏牌就是遏制中国，法国是纯粹为了人权等等）。何以法国的自由派学者和中国的如此不同？

如果夏业良教授只是一个孤案，不足以佐证的话，我再举一个夏业良教授十分推崇的曾经的北大同事焦国标。焦国标由于炮打中宣部而闻名海内外。不料，2003年，当美国不顾全球民间声势浩大的反对和示威游行、不顾美国盟国的强烈批评、甚至教皇都罕见出面反对而强行入侵伊拉克之时，这位焦国标先生写了《致美国兵》一诗，现摘录片段：

时代在前进，伊拉克的民主，
只有靠“战斧”巡航导弹呼啸携来。

如果你倒下了，
人类将失去正义的脊梁。
如果你的国家跨掉了，
人类将回到中世纪的蛮荒。

美国兵，
请允许我喊你一声“brother！”
如果招募志愿者，
请你第一时间通知我！

假如有来生,

当兵只当美国兵。

假如今生注定死于战火,

就作美国精确制导炸弹下的亡灵。

怎么中国的自由派，面对美国的侵略就成了歌德派？其行为可要远远胜过他所要炮打的中宣部啊。而且表现出来的对生命价值的极端蔑视令人难以置信。当外界对此诗置疑的时候，焦国标的回答是：他为这首诗而自豪。后来这个焦国标教授抵美后，这样指责美国：为什么没有在1950年打过鸭绿江?

不过，相对于如下另一首献给美国的诗，焦国标先生可就大巫见小巫了。

天佑美利坚，是人类自救应有的福报

是神和人类永恒约定的圣地

美利坚，她不是一个传统概念和民族意义上的狭隘政权和国家

她是我们所有地球人类的灵魂祖国

美利坚，代表着世界的未来，人类的希望

她是不可战胜的

还有清华大学的秦晖教授就认为中国如此成功的模式是对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人类文明的威胁。难道中国只有陷入中华民国时期的内战和文革时的内乱才不是世界文明的威胁吗？

对于自由派是否被洗脑，还需要再举更多的例子吗？自由派群体被西方影响如此，还怎么期待他们在中美冲突一刻顺应民意而发声呢？

本来，在一个国家，存在左中右的派别是正常的。西方国家如此，中国也不例外。但意识形态和立场之争与国家利益还是不同层次的问题。哪种由于立场不同而背离国家利益的自由派，是不是要回头是岸？如果国之不存，这些自由派还何处安身？

附：达赖在美期间，面对美国民主基金会副主席薛尔顿提问：“民主印度还是共产中国会是未来最強大的国家？”，達賴立即回答：“我想是美国”，引來一阵掌声与大笑。

比较政治：中国的一党制何以优于西方的多党制？

比较政治：中国的一党制何以优于西方的多党制？

一年一度的两会，既是盘点也是展望。正如俄罗斯媒体所称的，如果寻找一个国家来代表2009年的话，那就是中国。在这场由世界最发达的民主国家美国制造的百年一遇的世界经济危机中，中国再次以自己的优异表现展现了自己的制度性优势。实际上，三十年来，中国成功的最根本性因素还是要从制度本身来寻找答案。

这篇文章从东西方比较政治入手，是自己在法国十年基于现实的观察和思考而成。此前曾多次征求友人的看法，并提出一个要求：结论可以放过，事实一定严核。只要事实站的住脚，结论自然不难得出。另外用一党制或多党制来定义东西方未必准确。比如美国表面上两党，但常常又象是一党。但在不能创造出一个更合适的词语前，不妨如此表述。

比较政治：中国的一党制何以优于西方的多党制？

新中国六十年历史，虽然常常分为两个三十年，但双方在终极目标上有一个共性，就是探寻中国的现代化之路。前一个三十年希望通过强调意识形态和主观能动性，打破资本主义法权，以一种反现代化的方式追求新的现代化之路。后一个三十年则以1978年改革开放为标志，一路走过不平凡的历程，创造出时称“中国模式”的全新现代化之路。

中国的模式从被质疑到被全球广泛承认，得益于两点。一是它本身的巨大成功。中国在短短的三十年间超苏（俄）、意、英、法、德和日本等称雄近、当代的强国，高居全球第二，成为影响世界的巨大存在，而且在这个过程中，四亿贫困人口脱贫，整个社会都享受到了经济增长的成果。这无可辨别的事实，自然令人心悦诚服。目前全球的主流经济学家认为最少十年、最多二十年，中国将成为全球第一大经济体。美国《外交政策》双月刊2010年第一期刊登了芝加哥大学教授、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罗伯特.福格尔的文章，预测2040年中国经济规模将达123万亿美元，是2000年全球经济产出的将近三倍。中国的人均收入估计将达8.5万美元，比欧盟高出一倍多，远远高于日本和印度的水平───中国从2000年的穷国变为2040年的超级富国。不过从中国自己的历史来看，这三十年真正的伟大变革是社会结构的变化，中国从过去仅仅是上层的变迁转为整个社会的演变：中国不再是一个几千年以来的农业社会，而是一个开放的、纵向和横向流动的工业社会、商业社会，并几乎同时和世界进入信息社会。

二是以美国为发源地、席卷全球的经济危机，动摇了全球对资本主义体系的信心。BBC在27国2.9万人所做的调查表明，仅有11%的人认为资本主义在正常运行，而有23%的受访者认为资本主义存在致命弱点，世界需要新的经济制度。另有51%的受访者认为自由市场经济的资本主义系统需要规范和改革。而最悲观的是法国人，有43%表示对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完全失去信心，认为需要彻底抛弃。这个时候，中国的成功自然就吸引了全球的目光。更何况，同样是面临经济危机的冲击，中国却在危机中出人意料的再夺三项桂冠：汽车销售量超越汽车王国美国跃居全球第一、出口贸易额取代德国成为全球第一、经济总量力压日本成为世界第二。中国这种顺势也飞扬，逆势也飞扬的非凡表现，着实匪夷所思，堪称奇迹中的奇迹。

中国模式的优异表现必然引发全球对其成功原因的研究，目前也算是百家争鸣，呈一时之盛。从国民性的角度认为，中国勤劳、节俭，储蓄率高，从而为投资积累和提供了巨大资本。从全球化的角度又认为，中国具有庞大的廉价劳动力，是人口红利效应，因此出口导向的发展战略得以成功实施，并成为全球化最大的赢家。从国际关系的角度认为，中美在七十年代的关系改善，导致中国打开国门，吸引了大量的国外投资和抓住西方产业转移的机会，成为拉动中国经济成长的重要力量。从比较经济的角度讲，认为中国放弃计划经济实行市场经济，是中国成功的关键。有的研究者更细致于具体的经济、社会措施，如认为国有土地有偿出让是中国奇迹的根源，计划生育政策的成功，等等不一而足。

应该说，这些研究都一定程度的说明了中国成功的原因，但都有一个共同的缺陷：回避了政治制度因素----如果不是决定性也是----最重要的作用。

中国的政治制度如果放到全球、两岸政治比较的视野下，就会发现中国真正与众不同的特色是有效的一党制，这才是中国经济成功的真正原因。

中国的一党制优势之一在于可以制订国家长远的发展规划和保持政策的稳定性，而不受立场不同、意识形态相异政党更替的影响。在欧洲，当英国、法国的左派和右派政党上台之后，国家发展政策立即改变，要么实行大规模的国有化，要么实行大规模的私有化。在美国，偏左的民主党执政，一般就采取对福人增税、对财团开刀、对穷人补助的政策，像克林顿时代和奥巴马政府力推的“医疗保险改革”就是典型的一例。偏右的共和党执政，则采取对福人减税、扶持财团的立场。每一次的摇摆都会对国民经济产生不同程度的损害。台湾在两蒋时代，还制订类似于大陆的“六年发展规划”，但民主化之后，就统统不见了。毕竟政党执政只有四年或八年，都是在炒短线，谁还管的了四年或八年以后的事情？再有印度，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对农民的补贴上升了，但对农业的投资却下降了，农民可能在短期内受益，但长期而言却失去了生产能力，生活水平得不到提高。但是，由于短期分配却可以讨好民众，对政党的选票有利。这也是为什么，尽管印度土地是私有制，可耕地面积全球第一，人均土地面积也是中国的两倍，却解决不了全国的温饱问题，而中国的粮食产量却是印度的两倍。

不仅对内政策处于不确定中，就是外交也同样。小布什时代就极力搞单边主义，到了奥巴马时代就积极主张多边主义。希拉克和施罗德时代，中法、中德关系极佳，但到了萨科奇和默克尔时代则急速逆转。台湾的民进党上台就挑衅大陆，国民党上台就推动两岸交流。这种由于政党和领导人的变化而导致经常性的南辕北辙式的一百八十度调整，其严重后果可以想象。

中国的一党制优势之二在于高效率，对出现的挑战和机遇能够做出及时有效的反应，特别是在应对突发灾难事件时。中国为迎接奥运会建造的三号航站楼，三年完成，这在西方连审批程序需要的时间都不够。2008年百年一遇的汶川地震，中国高速有效的动员能力，震撼全球。此番海地地震，第一个到达灾区的竟然是万里之遥的中国，比海地的邻国美国提前了两个小时！法国、美国等国就是应对本身发生的突发事件时，都相当混乱和低效。2003年法国发生酷暑、2005年美国遇到卡特琳娜飓风袭击，就是如此。在灾害极其严重的时刻，法国总统希拉克继续度假，直至假期结束。而这次酷暑造成全法上万人死亡！小布什总统则是三天之后才终止度假，去指挥救灾。而灾区早已成为人间地狱，以至前往救援的士兵第一件事是平暴而不是救灾，以至他们叹息宁愿选择前往伊拉克！去年，一场台风同时袭击两岸，大陆可以迅速疏散一百万人，台湾却应对无力，造成六百多人死亡和失踪的惨剧。

低效率一向认为是民主制度的通病。因为任何一项决策都要经过不同利益集团的博弈，并伴随冗长的程序。其优点理论上曾被认为可以避免巨大的失误。然而，从现实层面来看，却是不仅有低效率带来的弊端，其最终决策由于不同利益集团的相互妥协，其负面作用往往成为主导。正如宣布不参加2010年11月选举而震撼美国政坛的民主党参议员埃文-贝赫在《纽约时报》发表的题为《为何离开参议院》的长篇文章中所说的：“解决财政赤字和贸易逆差、挽救经济、能源政策、医疗保险改革等关乎国家未来的紧急课题堆积如山，但国会却处于（什么工作都不能做的）瘫痪状态。”而国会不能工作的最大原因则是“顽固的党派主义和不知妥协的僵硬思想”。他还指出在担任参议员的12年里，美国国会成员抛开党派之争，在美国这个大框架内团结一心的经历只是在2001年9.11恐怖袭击事件发生后出现过一次。这就是为什么美国的三权分立制度无法阻止入侵伊拉克，也没有办法防范全球经济危机的爆发，也无法阻止最高法院取消已经实行了一百多年的对财团政治捐款的顶额限制。然而危机爆发后，即使进行修正，也无法消除其后果，更无法回到危机前的状态。目前来看，更深层的危机是这种制度也阻碍新科技的产生和应用。比如在当前能源危机的时代，美国加州一家制造太阳能公交车的公司，在美国屡屡碰壁。因为这涉及传统汽车行业以及能源公司的利益，还有工会的利益，它们各个都有强大的游说集团。后来这家公司决定到中国来试试运气，却被广州市政府所接受，并迅速更换。显然，一个不被财团绑架和影响的政府可以做出更中立和理性的决定。

中国的一党制优势之三在于在社会转型期这一特殊时期内可以有效遏制腐败的泛滥。中国目前存在的腐败民众最为不满，何以仍然可以得出一党制能够有效遏制腐败的结论？首先，中国处于经济起飞期和社会转型期，纵观人类历史，这一阶段是腐败的普遍高发期。美国，英国，法国，日本这些发达国家都走过同样的道路。其次，中国和同处于经济起飞期的印度、俄罗斯相比，中国的腐败程度远远逊于这些同一进程的国家（根据总部在德的透明国际2008年数据，中国腐败程度列72位，印度85位，俄罗斯147位）。特别是上世纪九十年代，俄罗斯的腐败曾达到极度疯狂和完全失控的程度。而正是俄罗斯的教训，才使得全球正视中国反腐的经验。第三，任何形式的权钱交易在中国都是非法的，但西方国家却在一定条件下是合法的。尽管合法，却无法改变其钱权交易的本质。就如同色情业在西方大多是合法的，但仍然无法改变其钱色交易的本质。但合法化的效果是腐败减少了，因为这些行为已经不属于腐败。这就如同，色情业和赌博业在中国是非法的，中国自然要算入犯罪率中，这自然要高于色情业和赌博业是合法的国家。最后也是最关键的一点是，西方的腐败是刚性腐败，中国的腐败是人性腐败。西方的民主，必须要有选举，而选举必须要有钱。政治人物接受了财团的支持，获胜后，必然要给予回报。这就是民主制度下腐败的刚性原理。而在中国，官员的任命受诸多因素影响，工作能力，群众测评、人情关系以及贿赂等等，但这种开支和大规模的选举所需要的费用相比完全不成比例，因此和财团没有直接的关系。他们上任后的腐败主要是和人性的贪婪有关，收入不高和法规监督不完善则是外因。但从客观上并没有必须腐败进行钱权交易的刚性原由。

当然，中国的腐败之所以相对于其它处于同一发展阶段的国家能够得到更有效的遏制，最重要的原因还在于中国在一党体制下，有能力对之进行打击。中国的“双规”制度、实名举报制度、官员公示制度，就是其它国家所没有的。虽然由于经济发展阶段的制约，无法达到西方发达国家现在的水准，但在社会转型期这一特定时空内，已可算是最可接受的效果了。要知道现在名列亚洲廉洁排名第二的香港，上世纪七十年代却是另一番光景。由于腐败过于严重，当时的港英殖民政府不得不成立廉政公署进行打击，结果竟然引发香港警察暴动，将廉政公署占领。其腐败的程度由此可见一斑。

腐败的有效遏制，根据西方的经验有三条：一是经济发展，可以高薪养廉、建立完善的银行监控体系。二是完善法制。三是钱权交易的合法化。我们可以看一下全球，最腐败的哪些国家都是最贫穷的国家，像民主了两百多年的海地，是世界上最腐败的国家之一。与海地为伍的还有伊拉克、阿富汗等美国一手扶持的民主国家。而且在相近的情况下，越民主越腐败。古巴和朝鲜虽然也不是发达国家，但廉洁程度远远超过上述民主国家就是一例。一向不被西方视为民主国家的新加坡，亚洲廉洁度名列第一，全球第五。廉洁度在亚洲名列第二的则是中国香港特区。极为巧和的是，它们均是华人社会。因此，中国在经济发展到中等发展国家水平，在一党制没有腐败刚性的前提下，也同样会达到或接近新加坡也就是是全球领先的廉政水准。

中国的一党制优势之四在于这是一个更负责任的政府。一谈到中国，西方往往套以“绝对权力，绝对腐败”的说词。这实是意识形态的相当然，与当今政治实践不符（众多民主国家存在的严重腐败就是证例）。而且更重要的一点是西方没有认识到“绝对权力也往往意味着绝对责任”。在民主国家，出了问题可以推诿。执政党说是在野党不配合（如台湾的民进党时代），在野党成为执政党之后，又推卸责任是前者造成的。不仅如此，对跨越政党任期的项目，往往会首先被牺牲掉。最近奥巴马总统向国会提交了2011年预算案，其中一款是砍掉了小布什时代的登月计划。而这个登月计划已经耗资91亿美元，合人民币600多亿，这个项目就成了半拉子工程。然而，令人奇怪的是，没有人为这么大的损失而负责。如果中国一个项目决策造成这么大的损失，责任人怎么可能会被放过？

说起来，还是和民主制度脱不了干系。在民主社会，许多官员是选上来的，因而有任期保障。只要不违法，决策失误，或者不作为，都不影响任期做满。而且一旦任期到了，下台了，就是有什么问题，也不会再被追究。小布什发动伊拉克战争有人追究吗？制造了席卷全球的经济危机，有政治人物被追究吗？高达500亿美元（近3500亿人民币）、持续数十年的马多夫诈骗案，有官员被追究吗？而在中国，高官问责制日益完善，官员不称职或者失职，犯错，随时会被追责。这就是为什么，当台风袭击前夜，大陆的官员严阵以待，理由是：避免灾害发生。因为发生了灾害，当地官员是要被追责的。台湾的官员则度假赴宴。理由是：灾害还没有发生。

当然，西方由于任期制的限制，官员往往有短期的过客心态。像台湾，除了台北和台中，各县市都巨额亏损，但各候选人仍然不断福利许诺，根本不管钱从何来，如何清偿账务。自己做的好，也未必连任（克林顿时代尽管如此成功，却无法保证民主党候选人戈尔的胜利），做的不好，如小布什，却仍然可以连任。政党利益往往高于国家利益。关于这一点，在奥巴马上任以来第一次的国情咨文中有着明确的评论：“我知道，两党的分歧是根深蒂固的，……，但是，令国民沮丧的是如今在华盛顿，好像每天都是选举日。我们不能每天只想着让对手成为媒体嘲弄的对象，不能永远抱着分出胜负一决高下的心态。任何一方都不应该因为有权反对就拖延或阻挠所有法案的通过。在华盛顿，人们可能会认为和对方唱反调是游戏规则，无论自己的观点是多么虚伪和恶毒。但是，正是这种做法使得两党都无法对民众有所帮助，更糟的是，这还会使民众对政府更加不信任。”美国都变成天天像选举日，都无法承受两党的恶斗，更遑论其他国家。

最后需要一提的是，西方一方面指责中国是党政一体，另一方面又认为执政党不受制约，但同时又承认中国出台的许多法律都是对行政权力进行约束的。既然是党政一体，对“政”的制约难道就不是对“党”的制约吗？

中国的一党制优势之五在于人才培养和选拔机制以及避免人才的浪费。中国政治人才的培养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尤其是高端政治精英，必须要有足够的基层历炼，可以说能力是最主要的标准。但在民主社会中，影响选举的因素众多，如宗教信仰（奥巴马信伊斯兰教就肯定选不上）、性别（希拉莉的败选）、种族（黑人、白人）、形象（如马英九）、是否会做秀和演讲才能、是否有足够的金钱支持以及政治裙带（前第一夫人希拉莉、布什父子总统），但最重要的能力却被边缘化。像奥巴马，仅仅做过参议员，连一天的市长都没有做过，可以说没有丝毫的行政经验，结果却被选出来管理整个国家。这在中国可能吗？

此外，由于不同政党的存在，整个国家的政治人才被政党切割成几个部分，并随政党共进退。一党获胜，哪怕原来的政务官再有能力，也统统大换血。这一方面造成人才的短缺，另一方面则又造成人才的浪费。毕竟政治精英也是稀缺资源，一个杰出政治人才的产生也是多种因素合成的，而政治精英也有其自然寿命。一个政党连任八年，也就意味着另一个政党的政治精英闲置八年。

选举这种方式产生的领导人，要么无法选出最优秀的人才，要么无人才可选。这就是为什么民主国家往往选不出杰出人才的原因。至少从现实政治实践看，中国的层层选拔制，有意识的人才培养体系，要胜于西方通过选举方式产生领导人的模式。如果放眼两岸，其对比更是鲜明。

中国的一党制优势之六在于它可以真正的代表全民。西方的多党制下，每个政党代表的利益群体是不同的。或者代表大众，或者代表财团。英、法、美三国均如此。台湾则比较独特，国民党代表主张统一的外省人，民进党则代表独立的本省人。但不管代表谁，没有一个政党是全民政党。上台之后，施政只能偏向支持自己的群体。中央政府则借转移支付的手段，对同党执政的地方大力倾斜。

造成多党制无法代表全民的另一个原因则是选举。一个群体的利益要想得到保护和重视，必须有两个条件。一是要有投票权。二是必须有相当的数量。如果达不到这个条件，则无法受到有效保护。以法国为例，国民议会立法要禁止穆斯林妇女在公共场合着传统罩袍。尽管法国有五百万穆斯林，而且主流持反对意见，但由于立法机构无代表，五百万在法国也是少数族裔，根本无法改变被决定的命运。目前在法国还有一百多万没有投票权的外国人，每年都要办理在法国的居留。但从去年起，每人要交纳三十至七十五欧元不等的费用。但却没有征得这个群体的任何意见。但是当法国政府决定仅仅增加门诊费一欧元的时候，就在全法国引起广泛争论和政党博弈。之所以如此不同，就是因为这个群体没有投票权，无法保护自己的利益。

当然选举还造成另一个极端。以印度为例。印度文盲率一直居高不下，政府的扫盲计划成效甚微。原因在于，扫盲是由地方政府承担的。而地方政府对扫盲并不热心，原因之一在于文盲越多，选民越容易控制和影响，地方政客越容易得到选票。

中国三十年来，经济政策总体来看没有特别地倾向任何一个利益群体。改革开放是从农村开始，农村最早受益。随着改革的深入，城市出现下岗群体，国家又开始建立保障体系，到后来更随着经济实力的增长，废除农业税，建立农村医疗新农合，试点农村退休保障。整体上讲，中共保持了中性的角色和客观的作用。这也是海内外研究学者所公认的。中国的这一特点如果和其它施行西方多党制的发展中国家相比，更为明显。许多发展中国家的政治要么被民粹主义挟持，往往造成过量的分配，以至于损害政府长期分配的能力。要么被社会精英所把持，进一步加大社会的不平等。而社会不平等的存在，又反过来刺激民粹主义的盛行。在一个不平等的社会，操纵选票和误导民众更为容易。这已被无数国家的经验和教训所验证。

随着中国一步步的成功，制度性原因也越来越成为西方研究中国的焦点。2009年年底，圣诞节前夜，法国时事周刊《视点》以八十页的规模推出中国特刊，其最突出的特点是没有西方价值观说教，完全从客观的角度展示一个真实的中国。对于中国的成功，则通过对汉学家Cyrille J.D JAVARY先生的采访，做如是说：“中国两千多年来，被单一政党领导。以前中国的领导阶层是文人儒臣，现在是中国共产党。在古代中国的国家科举制度，选拔了当年国家的最优秀人才，并通过一系列严格的遴选、任命制度，为国家选备人才。今日中国，要加入共产党并不容易，候选者要经过被深入调查表现和多年预备期考评。对“共产党”一词的理解也颇有新意：“共”代表“共同的，给所有人的”，“产”字，表示“产能，或者‘生产方式’”，“党”字，代表“政党”。在1921年创立共产党的时候，就将它定义为：“为全民谋求共同生产方式”的政党。今天，我们甚至也可以理解为，“领导中国为全世界生产产品的”政党。

此外，2010年1月29号《纽约时报》文章发表卡特琳·本霍尔德的文章《随着中国崛起，与西方经济冲突也在增多》。其中有这样一段话：“有人认为，中国缺乏‘民主’是一个优势，让它可以做出不得人心但必不可少的变革。香港第一东方投资集团董事长诸立力说：‘民主政体面临更大的挑战，因为它每天都要面临公众的压力，每隔一段时间要爱接受民意调查的检验。中国很幸运，可以作出长期的战略决策，然后将这些决策付诸实施。’”。什么是“不得人心但必不可少的变革？”比如计划生育。另一个人口大国印度，几次推动计划生育都以失败而告终，因为百姓会用选票把这样负责任的政党选下来。

来自德国的哲学家和精神分析师，德国埃森高级人文研究所的高级研究员斯拉沃热·齐泽克，也认为“中国之所以发展得如此地快，不是因为其脱离了威权主义的统治，相反，而是由于这种威权主义统治所带来的。”

不管他们使用什么语言，从什么意识形态出发，都认识到了中国的一党制才是中国成功的真正原因。当然，由于意识形态的差异，民族和文化的不同，有些看法仍然是隔靴搔痒。至少在我看来，中国一党制的成功，还在于做到保持了政治的独立性。

其实不管什么制度形式，从政治本身上来讲就两种。一是政治基本上处于独立状态。二是政治处于非独立状态。无论东西方，政治都是长期居有独立性地位的。西方政治失去独立地位的原因一是资本崛起，一是普选的产生。前者令政治受制于财团，后者受制于选民大众。

虽然随着人类的发展，社会分工越来越细致，专业化程度越来越强。政治这一行业也不例外。但在民主制度中，由于必须有选举，而选举上受财团的影响，下受大众的制约，从而导致政治本身失去了独立性。其后果就是社会的完全福利化（大众的需求）和经济危机化（财团疯狂追求利润必然的后果），然后经济危机和福利制度又相辅相呈，共同扼杀民主政治的生机。

中国传统上政治都是处于独立状态的。为了避免政治自身的不受控制，发展了“民本主义”（民为贵，君为轻）、“天命”理论（西方是三权分立和制衡）。即政治的合法性建立在为民和执政的有效性，一旦违背，其合法性即丧失，被取代就是合理的。同时还发展出一套政治权力的自我制衡。

清朝的覆灭、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也没有改变中国政治独立性的状态和传统。1978年中国实行改革开放，资本力量开始崛起，其影响力日增。但仍受政治权力的最终制约。

正是由于中国政治的独立性和中立性，不被某些利益集团所左右，才能充当中立的决策者和裁判者，也才能制订国家的长远发展规划，而不是进行短期的财富分配。如果中国采取西方的制度，2万多亿外汇储备将很快被各政党竞相许诺、挥霍一空。当然中国的的一党制也与其它国家的一党制有所不同。这既有民族传统的“民本思想”的影响，也有历史上，中共本身就是源自工农的政党。

中国的改革开放是前无古人的创造，最终会形成什么模式，现在很难下定论。正如美国科学史家、科学哲学家托马斯.库恩所说的“你是无法用旧模式中的词汇来理解一个新模式的”。中国显然正在开创出一条人类社会发展的新道路。

博联社博友的一场“特殊”聚会附照片

博联社博友的一场“特殊”聚会

博联社博友的一场“特殊”聚会

博联社最大的特色是实名，由此博友网上相识、网下相聚成为普遍而独特的一景。然而，3月2日，博联社却组织了一场特殊的聚会。之所以特殊，一是直到最后一刻，大家还都是不识各自庐山真面目。二是与过去“道同而聚”相异，此次聚会左中右齐亮相，颇有“圆桌会议”的味道。三是过去博友聚会大多AA制，这一次却由梁捷麟、刘薇做东，而且是他们餐馆搬迁前夜的最后一餐，有着不同一般的告别、留恋情怀。最后，还要透露的是，博联社的当家人马王爷，为了这场聚会，推迟了早已准备的山东之行。

好，谜底揭开，此次聚会的主角如下（按拼音字母排列）：卞宁、贺延光、梁捷麟、刘薇、马晓霖、乔海燕、宋鲁郑、吴宏、徐唯辛、薛斐、周新京。如此阵营,自是打造豪华精神盛宴。思想碰撞激烈、热烈而精彩、多彩，实非我笔墨所能还原。只能从自己的主观角度入手，以简单的“一二三四......”的形式,勉力记录飞溅的灵感火花，更期待身临其境的各位博友画龙点睛，合力再现当日之盛况。

观点初碰撞

一、初见面，许多博友调侃，曾怀疑我不是一个人写作。我则笑答三个原因：一是2007年孩子来到法国，一家团聚，心态由此平和，再无分心、牵挂。二是2007年经济危机，商机无多，闲散之余，便开始诉著笔墨。三是没想到一炮走红巴黎侨界，倍受鼓励。另外，与凤凰网著名自由派博主颜昌海先生相比，我可是小巫见大巫。算不上多产吧。

二、贺延光老师询问何以批判西方而不回到中国。我则以与一位海外自由派人士的争论做答：这位自由派人士辩论前提出，不要因为他批评中国而对他说离开中国到西方去这样的话。我大笑说绝不会，因为我经常遇到同样的类似问题。如果正面回答，是因为一旦适应一个环境，再要改变往往不易，特别是考虑到年龄因素，更是如此。当然更重要的是，我认为这和争论的问题无关。再比如，我们可否说“不要待在北京了，回自己的家乡吧”。徐唯辛老师表示不认同：我是想去西方啊，但是拿不到签证啊。

三、博友（我印象中是乔海燕老师）认为我对中国的积极肯定是不是因为我只看到高层领导的出色表现，而看不到基层官员的劣质。我解释道这并不是主要原因，而是我们看到了现实中的民主与理论上的民主有太大距离。前几天，我曾写过一篇博文：《海外八零后何以质疑法国民主》。提到在一场与刚来法国半年的八零后旅法学生的一场聚会，我问了四个问题：一是西方对中国友好吗？回答是不友好。再问：可是西方要求中国民主化。再答：哪是为了攻击中国。三问：可是国内有人讲，不管西方如何对待中国，中国就应该民主化。回答则是：要适合自己的路。最后一问：西方民主吗？回答则是：不民主，而且被洗脑了。徐唯辛老师提出不同看法，认为他们刚到法国半年，怎么可能了解如此深刻（注：徐老师可能没看过这篇博文），而且这些学生被中国教育影响太深。我继续引用这篇博文回应：凤凰《一虎一席谈》栏目发生了一起在北大留学的印度学生与北大教授夏业良先生的争论：印度学生认为北大的教授大多被美国洗脑了。夏教授怒指他被中国教育洗脑了。可是从逻辑上讲，这位印度学生的教师就是夏教授等人，何以双方并不认同？徐唯辛老师反驳道：“教师的影响有限，主要是教材”。不过这个理由适合这位来自民主国家印度的学生吗？何以中国学生就很难得出中国教授被美国洗脑的结论呢？另外，一个国家的精英如果被洗脑，其后果是极为严重的。俄罗斯剧变后，竟然邀请哈佛大学学者设计转型方案！如此国家大事和命运竟然交给一个长期敌对的国家的学者手中，实是匪夷所思。我也指出西方的历史也有选择性（注：如没有法国人知道中法战争和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去年拍卖免首、鼠首时，《世界报》这样的世界级大报用这样的字句报道：这两件文物是西方军队从圆明园抢来的）。吴宏博友则解释了日本教课书事件（期待吴兄补充）。当然我支持中共一个很重要的原因还在于，我在海外接触过各种政治力量，藏独，境独，台独，民运和法轮功，但比来比去还是中共最靠谱。也有博友认为这很正常，因为中共是执政党，要负责任，而且集合了大量的人才，而其他政治势力自然逊色（注：中共当年是因为自己比国民党出色才取代国民党的，这些远逊于中共的政治势力凭什么要想取代中共呢？）。

四、刘薇博友问我真的认为中国很好没有什么问题吗（或比西方好）？我的解释是中国的问题都看的到，但由于有海外的经历，看的角度不同。比如高房价。巴黎也是高房价，经济危机期间照涨不误，我去台湾，高房价也是票选十大民怨之首。台塑集团总裁王文渊也感叹“台湾的房价太贵，连我也买不起”。这实在是各国都有的问题。由此我们会宽容。吴宏兄也从这个角度讲道，许多中国存在的矛盾绝非中国所仅有，而是全球共性。刘薇博友谈到自己经历到的不公正。我则询问从她的角度看，应该如何解决。她认为是法制。我又问这三十年中国整体上是不是在进步。她在承认的同时又说：“过去官员并不敢公开欺负百姓，现在却敢，这是进步还是退步？”刘薇博友多次发出这样的质问：“这在西方会这样吗”？我的回答是，西方的法制之路走了多少年，我们不过三十年而已。而且在西方弱势群体同样得不到有效的保护。比如法国医疗出诊费上涨一欧元都会引起整个社会的争论，但外国人每年办居留过去是免费的，但从去年起，却要交35至70欧元。受影响的群体根本无计可施，因为我们没有选票。

五、见面之初，徐唯辛老师赠大家新书一本，“1966到1976”分外醒目。我迅速翻了一下，第一感觉是艺术再次成为政治的附庸和传声筒。和中共艺术政治化并无区别。然而，艺术一旦成为政治的附庸，还是艺术吗？徐教授批判的武器仍然还是来自中共。其实这种现象早就存在。89年时，对立双方互称对方为“一小撮”就是一例。徐教授认为西方的艺术之所以可以为艺术而艺术，不需参与政治，原因在于政治参与无禁忌，无限制，谁都可以介入，因此不再需要艺术介入。我则反驳道：从西方的角度讲，为艺术而艺术是传统。尽管现实中总有尖锐的问题存在。从中国的角度讲，泛政治化是传统。搞个宗教（如法轮功）也要搞政治。”

六、聚会开始一刻，马晓霖老师致简短的开幕词，表示他邀请不同观点的博友相聚，期待精彩交流。吴宏博友和我都分别在日本和法国生活十年，应该有不同的信息与大家分享。而且现在就对中国模式下成功或失败的结论还早，需要继续看。最后马王爷强调，大家都是为了国家好，爱国的。不料，“爱国”这个词就有了争议。徐唯辛老师表示爱国不是这么简单的事情。我则在后来重提这个话题：“89年时的口号还是爱国民主运动。现在爱国却成了争议性的东西。中国是党国一体，从理论上可以分开，但在现实中却很难。比如奥运会。”多数博友不表赞同。我继续解释：“海外民运总教育我们要党国分开，但他们却从来不分。这除了思维的趋同（注：实是仍然无法摆脱中共批判的武器影响。他们也往往把美国总统和美国等同之。批评奥巴马就是批评美国），还是由于事实上很难分的清。”“西方谈中国往往有三个方面。一是中国党政不分，二是不受制约。三是也承认出台了许多法律对政府进行制约。但问题是，对政府的制约是不是就是对党的制约？”在聚会一开始，我声称自己不是左派，也不是右派，唯一的标准是国家利益。（有博友插话：这就是中共的立场）这就是我的核心。如果要分个左右的话，我可算中间偏左。（注：其实我过去在博文中有个提法：如果民主能解决中国的问题，当然可以搞民主。我是邓小平实用理性色彩的“猫论”信奉者）。有位博友谈到中国的周边国家象越南，印度，日本甚至朝鲜都希望中国分裂，以谋取他们的最大利益。这并不奇怪，谁也不希望自己的邻居过于强大，中国亦然。

论民主、新闻自由、中国模式

七、民主仿佛是博联社永恒的话题。自然也成了这次聚会的焦点。在进行了谁也无法说服谁的争论后，我问了徐唯辛老师一个问题：你认为民主能解决中国的问题吗？现在中国搞民主行吗？徐老师回答道“现在搞民主是不行”（徐老师留言补充：关于民主，我还说了一句您也许没有听到：民主在中国要渐进发展，而且刻不容缓。）。我回应道：“徐老师你实际很温和”（原话是指他比我们一位共同的山东朋友温和，因为那位朋友认为中国应该马上民主化）。“而且和李慎之的观点并不同，1999年五十年国庆，李慎之写文认为中国政改的条件已经烂熟。”其实，以我的观察，认为中国现在还不能搞民主的实是主流。

贺延光老师的观点最为激烈，认为现在应该讨论如何政改，而不是要不要民主。并提出“不管民主是好还是不好，为什么我们连一个尝试的机会都得不到？”我则反驳道：“难道说我们对其他国家讲，文革你们没有尝试过，你们也尝试吧”。一位博友回应道：“是有很多国人想重试文革”。我马上跟进：“可是我们能让他们重试吗”？

实际上台湾和东欧国家，俄罗斯，印度都已是现成的例子。另外，制度的更替是一个涉及千家万户利益甚至身家性命的大事，怎么能“不管民主是好还是不好”，一定要先试一试呢？在争论中，我多次以台湾为例。“台湾经济下滑都已经二十年了，如果大陆的改革开放也二十年没有进步，还有人会支持改革开放吗？”（注：我的一位亲戚刚从台湾回来，尽管我已打过预防针，说台湾相当停滞，她回来后仍然掩盖不住失望和震惊。一再说还比不上我们滨州，比不上滨州新区。而滨州市是山东十七地市中最为落后的地区之一，倒数二三位。）不过关于台湾的经济起飞和倒退，有博友（印象中是马晓霖老师）认为原因在于中国。当大陆封闭停滞时，四小龙借出口战略而起飞。而当大陆起飞后，它们的空间就没有了。民主无法解决中国的问题是我一向的观点。台湾二十多个县市，除了台北和台中有财政赢余外，其他都有严重的财政赤字。但这并不影响选举时大举福利承诺。四小龙起飞时都是依靠威权政体。上世纪八十年代末，韩国和台湾走向西方民主，新加坡和香港继续维持威权模式。结果二十年过去了，后者无论是经济发展，社会稳定，法制程度、廉洁程度都明显高于前者。我提出，民主的可怕地方就在于，如果不恶化到极端程度，为到难以为继的程度，不会被放弃。台湾就是这样不死不活，不知道什么时候才到头。现在不仅台湾，整个西方民主世界都遇到严峻的挑战。

我是反对用民主来定义中国模式的。“西方指中国蒋介石时代是专制，毛泽东时代是专制，邓小平时代是专制，可是经历过这三个时代的人都明白，这是完全不同的三个时代。三个完全不同的时代却怎么都用同一个词来定义呢？”许多博友并不赞同，认为这三个时代还是有共性的。吴宏兄提出一个把“民主关在笼里子的看法”，非常新颖，颇有启发。（吴宏兄留言详解：这个“把民主关进笼子”的说法，也是思考过一段时间了，其主要想法是，抓住监督公权力，监督法治和限制垄断性利益集团三个核心问题来设计和运用民主手段，避开普选，多党制带来的问题和混乱。所谓“有限民主”，即运用公众力量解决公众普遍关心和比较了解的，主要是地区性，局部性和典型性的问题，或许是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个可能的思路。）我认为，民主很大的一个特点就是大众参与，但是“人是有差异的，但民主却由于一人一票把这种差异抹杀了。这是民主最大的问题。当年四通公司总裁万润南总结他的成功之道是和征求大多数人的意见，与少数人商量，一个人说了算。后来他到海外搞民运，这是这套做法”。这个观点似得到周新京老师的赞同。至于西方民主不过是背后财团意志的反映，我和吴宏兄都相当认同。关于苏东集团的崩溃，我认为不是西方认定的民主战胜专制，而是证明了混合经济（市场经济）战胜了计划经济。至于西方认定的中国“威权加市场经济”，则表现明显优于西方的“民主加市场经济”。

在台湾和北京生活的薛斐兄则认为民主不是用于解决重大问题的，而是解决民生问题的。这个观点他在台湾时就和我谈过。角度也是非常新颖。

八、与民主相关的话题就是新闻自由。我承认西方新闻比中国自由，但本质上并没有多大差别。更重要的是中国的现实也无法承受这种自由。去年的新疆七五骚乱和最近影响大半多山西人的地震恐慌，都是一个网上谣言引发的。这就是新闻自由在中国的作用。如果象西方那样，后果可想而知。关于西方的新闻自由，我举了三个与法国有关的例子。两个是在法国生活的华人，一个是来中国访问的法国大学代表团团长。第一个华人是高行健。他来到法国并于2000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他声称得奖的原因是得到了创作自由。我看了他的作品，都是批评中国。原来他在法国获得了批评中国的自由！如果他是批判法国的作品能获奖吗？有博友回应，当然获不了奖。不仅如此，就是歌颂中国的内容也同样获不了奖。另一个是在法国侨界颇有声望和令人尊敬的媒体人。我曾和他有过一个私下对话：您对法国的了解我们难望项背，何以文章如此温和。他笑答，如果我过于激烈，一是可能拿不到居留证（后果是将不得不离开法国），二是得不到邀请和信息来源（被封杀）。法国大学代表团团长2009年在北京接受凤凰网采访。当是中法关系正处于紧张状态，但对于政治议题校长均拒绝回答。他说：“我不能在中国的媒体批评我们政府，也不能在中国的媒体上批评中国政府。”（可是多少自由派知识分子经批准出国访问时在西方媒体上猛烈批评中国政府，然后照样无恙回国）。有博友提出，西方的阴暗面和问题都能得到曝光。我则回应道：“难道中国的这些问题不是中国自己报道出来的吗？”有博友回应：哪是因为有互联网。我回应道：“西方也不是无缘无故的，如多党制，都是有条件的”。

九、中国模式。我从英法对比的角度来看中国的这六十年。英国和法国是两个典型的发展道路。一个是主张在传统的基础上渐进。一个是主张激进的革命。两百多年来，无疑英国是更为成功的。自从光荣革命以后，发展既迅速又平稳，从而确保了近两百年的全球霸权。反观法国，1789年就是彻底的不妥协的革命，一直到今天两百多年来，经历了五个共和，一个复辟，两次帝制，两次君主立宪，还有一个巴黎公社。平均每二十年国体政体都发生一个剧变。而且都是以军事政变、革命、战争、起义等方式进行的，其对国家的冲击可想而知。而中国的前三十年颇象法国，一个政治运动接一个政治运动，而后三十年则象英国，渐进式转型，但成就斐然，创造了罕见的经济奇迹。当然郑恩宠律师把中国的经济奇迹归于卖地经济，可是这么高的地价怎么就卖的出去？如果经济不发展，社会不富裕，谁能有钱来买这些地？仍然有在场博友认为，地卖光了，中国的经济也就到头了。

吴宏博友提出一个疑问：何以中国两千多年来都是专制制度？难道就没有合理性？（吴宏兄留言：我并不是说中国几千年都是专制制度为什么没有合理性，而是在大家谈到中国反封建不彻底的时候，提出了一个科举制度的问题供大家思考：从慈禧太后时代中国开始对科举制度提出疑问最终废除了科举制度，但是一直到现在，我们也还没有建立一个完整的能够像科举制度那样相对公正地把底层的人才选拔进公务员队伍的制度。所以，几千年的封建社会中，还是有很多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的东西的，并不是一句“反封建”，就能够了结这几千年的中国政治经验的。）有位博友谈到中国为什么会发生三年饥荒。我则回应：“为什么美国会有一百多年的黑奴制？其实任何制度在发展的不同阶段都有其恶。”

关于中国历史问题

十、大家不可避免的谈到了中国这六十年的历史问题。徐唯辛老师第一个谈到的是中国的土改。确实正如他所说，许多地主只不过是比别人更能吃苦，更加节俭而已，也没有做恶。现在的资讯也说明“周扒皮”只不过是出于历史的需要而编造（网友留言反驳：有一个现象希望大家注意，谁骂当今社会的资本家、有钱人坏，基本上大家都没有异议的。可是提到49年以前地主、资本家坏，有些人就不承认了，说是共产党捏造的。难道我们应当告诉后代，中国的有钱人在49年以前都是好的或者主要都是好的，49年以后尤其改革开放以后中国有钱人就坏了。49年以前中国社会是和谐的，地主没有作恶，历史上的农民起义全是农民太坏、不安分？）。而中共只所以这样做，只是为了稳固政权的需要。他的看法得到不少博友的赞同。我则认为应该从历史的角度来看。中国的土改，实际上当时中国社会革命的一部分。社会革命主要成就有两条：一是摧毁了过去的阶层，实现各阶层的平等。二是妇女解放。没有这两条，一个国家很难成为现代国家。英国、法国和美国都发生过类似的社会革命。这一点如果和没有发生社会革命的印度相比，尤其明显。印度的等级制度种制度以及对妇女的歧视之所以长期存在，就与此有关。印度从英国独立后完全照搬了英国的模式，整个社会的结构没有发生任何变化。就是甘地也认为种姓制度是一种美德。印度土地是私有制，而且土地面积全球第一，1.6亿公顷。但粮食产量仅为中国的一半，而且仍然无法解决全国的温饱问题（许多所谓的专家主张中国应该土地私有制，难道就看不到印度的现实吗？）国民党到台湾后，也搞了以土地革命为主的社会革命，只不过其手段是采用（强迫）赎买的方式，文明许多。但不管怎样，社会革命是一个国家成为现代化国家所必须的。至于手段，自可另当别论。（网友留言谈土改：网友东北大米在左黎的那篇“仇富”的博文后回帖分析了，不论你是好地主还是没坏地主，土地改革必须进行，不然社会不可能稳定。麦克阿瑟1947年在日本的土地改革与共产党在大陆的改革一样，暴力剥夺，结果轰轰烈烈的日本共产党就没有了群众基础，垮了。蒋介石在台湾的赎买，是倾全中国的硬通货毕台湾一隅，显然不可能在包括大陆的全中国全面推广，没有普遍意义，但稳定政权的作用是一样的；中国共产党在大陆的土地改革，毫无疑问为政权的巩固国家的稳定发挥了主要基础性的作用。这三类政治力量绝然不同，美国的麦克阿瑟是占领军司令；蒋介石是内战失败后的偏安者，共产党打着马克思主义旗号实际上是用马克说主义的新瓶装着中国实际的旧酒（特色）是内战的胜利者。这种对比，这是很有意义的一件事！）

大家谈论的更多的是毛泽东与蒋介石。共识是毛泽东明显格局高于蒋介石。这个话题我参与不多，这里从略。（吴宏兄留言补充：谈到毛泽东的时候，贺延光老师和徐唯辛教授已经离去，主要是马总，乔海燕，周新京几位谈的比较多，我的印象大家似乎没有什么大分歧，基本上都认为毛泽东在有限的历史机会中充分显示了个人的才华和水平，而蒋介石本来有着比毛泽东更多的机会，却没能抓住这些机会。毛泽东麾下猛将千员，各展所能，而蒋介石格局较小，难以容人，历史如果让毛泽东和蒋介石的位置颠倒过来，恐怕也是毛泽东获胜。）

这次聚会，本人期待已久，也确实感到面对面的交流效果远胜于无法体现感情的文字。各位博友虽然各抒已见，但却都是合而不同。而且更大的不同在于，在海外无论怎样尝试，也根本无法令自由派人士心平气和的和我们讨论，但在国内却可以。由于当时是自己回国的第二天，还处于倒时差状态，再加上不可避免的记忆盲点，兴奋点的无意识选择，此篇博文并不具代表性，正如文中所说，只是自己主观性的角度罢了。许多精彩观点要么忘记出自哪位博友，要么干脆模糊了，只能期待各位博友包涵和多做补充、指点。另由于在外陪团访问，时间十分紧张，这篇文章也是在马王爷的多次鼓励下才得以早日但却也是草草完成，更遗憾的是照片无法同步上传，但会尽快想办法，以让大家一睹各位博友的风采。

最后，再次感谢博联社，感谢马王爷，也期待第二次的愉悦碰撞。

网友精彩留言：

访客：访客 | IP地址: 222.240.42.* | 2010/03/06, 00:48

第三个问题，是印度到中国留学的学生“高兴”，发现中国的北大教授“被洗脑了”。用义勇军进行曲歌词描述，“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为什么说中国没有经济学家？他们充其量是经济师！因为他们没有根据中国国情来理论和实际相结合！为什么印度那位经济学家能的诺贝尔奖？因为他是对印度河孟加拉的经济发展问题的有成效的研究。我通读萨缪尔森《经济学》（中文版）发现美国的这本经典教科书无处不是以美国的案例为主西方其他国家的特例为辅写成的书。这就是萨翁的理论与西方的实际相结合的著名例子。可我们的经济学家呢？他们是“经济人”理论的身体力行者，无处不在地为自己、为代理人谋利益。从前，我也有过误区，认为“中国特色”是把某些东西庸俗化了，后来随着见识的增长，我认为，离开中国国情（包括文化）的所有激进改革，都难以成功，包括教条化（或者说原教旨主义）的马克思理论，还是教条化（或者原教旨主义）的西方民主。还有，“中国特色”还有战略意义，就是解释权牢牢掌握在我们中国自己的手中，这点很重要。如果放弃这点，等于把裁判权拱手让人！

聚会全家福

马王爷很陶醉

聚会一角

吴宏兄的手笔，审美效果如何？

首次去博联社合影留念

中日兴衰与百年视野下的东西方关系

   中日兴衰与百年视野下的东西方关系 一年一度而又全球瞩目的两会即将于3月3日揭幕。在这个讨论国是的最高殿堂，民生、反腐、结构（调整）自是重中之重。然而，在全球化的今天，一国的事务往往对他国产生影响，而国际环境的变动自然也会从一国内政中得到反应。众所周知，进入二十一世纪第一个十年，中美关系突然动荡、紧张，已经发展了一百多年来的东西方关系似乎又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回顾和寻找东西方关系演变的规律，也应进入中国各界的视野。故成此文。

         中日兴衰与百年视野下的东西方关系

    1840年，对于背负深重传统的中国是一个转折，对于以中国为中心的东方秩序和东西方关系也是重要的转折。
    英国的坚船利炮打破了中国文明几千年来自我循环的历史，不得不由“区域”进入全球化，从自给自足的农业文明被动拖进已在西方方兴未艾的工业化时代。长期以来中国主导的东亚朝贡体系崩溃。缅甸、越南、尼泊尔等国纷纷在西方的压力下脱离、解除和中国的宗主关系。而在这个崩溃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个异数：日本。
    日本长期生活在中国的阴影之下，在东亚扮演着默默无闻、无足轻重的角色。然而，美国人佩里的炮舰却改变了这一切：大受刺激的日本迅速西化，在短短的三十年成功崛起，取代中国成为东方的代表。曾经的中英同盟也被英日同盟所替换。但佩里没有想到的是，他的武力造访日本的后果不仅仅是改变了东亚秩序，还改变了东西方一边倒的关系。
    昔日东方文明的霸主中国没有顶住西方文明的冲击，在东西方第一次的全面对话中完败，可谓西风压倒东风。但日本取代中国成为东方文明的代言人却相当程度地实现了逆转。1905年日本击败欧洲老牌强国俄罗斯，震动世界。当然从中国的历史角度，双方均是不义之战。但从西方和日本的角度，这是东方国家第一次彻底战胜一个西方国家。伴随着日本的一场场军事胜利，日本也完全成为西方一样的黩武国家：在全球参与殖民地的争夺。这一次它瞄准的目标是德国。它借参加一战的机会，夺取了德国在青岛的权宜。随后在对中国的全面侵略和对东南亚的渗透中，与老牌的英美发生冲突。这些冲突与过去英法、英德、美西等国为争夺殖民地而大打出手的行径无实质区别。唯一不同的是，这一次日本的参与导致了太平洋战争的爆发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全球化。这也是为什么到今天日本虽然不太情愿，但仍然会承认对朝鲜和中国是侵略。但美国占领下的菲律宾、英国占领下的香港、新加坡、马来半岛、法国占领下的越南、荷兰占领下的印尼，却不承认是侵略。在日本看来，这些都不是独立国家，都是西方占领下的殖民地，它只不过是在争夺殖民地而已。西方不道歉，为何日本要道歉？更何况二战结束后，这些西方国家又卷土重来，重新恢复殖民统治，并没有给予这些国家独立和自由（对于中国，香港只不过又从日本变成英国统治而已）。甚至日本极右派认为，西方殖民体系在二战后的迅速崩溃也与日本发动的太平洋战争有直接关系。如果没有这场战争，西方对亚洲的殖民还会持续时间更长。
    二战的结束，标志着日本挑战华盛顿体系的失败。东西方关系再次发生了变化。这一次挑战者又变成了中国，日本则彻底臣服于西方。然而在冷战期间，经济竞争成了角力的核心。日本和平时代的崛起形成了中国政治上挑战西方，日本经济上竞争西方的新格局。二十世纪九十年代，随着日本经济泡沫的崩溃，中国经济的起飞，东西方关系再次逐渐演变成中国与西方的对决。日本则日趋边缘化，开始失去东方的话语权（八十年代曾豪气冲天宣称要买下整个美国的日本，现在不仅要被中国超过，其国债更占GDP的200%）。历史似乎又要回到1840年以前中国在东方独大的格局。但不同的是，中国走出了一条历史上所有崛起过的大国所没有走成的路：和平崛起。
    与过去兴兴衰衰的大国相比，中国崛起有两大特点。一是不挑战现存的秩序。相反积极融入和适应这套规则。尽管中国经常发出不同的声音，但不是为了否定而是改善，或者增加自己的发言权以及跻身为规则制订者。二是和美国捆绑在一起。一荣俱荣，一损俱损。中国一方面是美国最大的债权国，另一方面美国也是中国最大的商品出口地。美国的消费带动中国的经济发展，而中国的廉价产品和持续的国债买入又使美国继续维持自己的生活方式。这实际也是东西方风风雨雨斗而不破的关键性因素。现在美国虽然有遏制中国的实力，但已经没有了这种意志。原因自然在于代价过于高昂，就是美国也极不情愿承受。
    2007年，美国爆发次贷危机，第二年便演变成全球经济危机。中国由于在危机中一枝独秀，逆势下反而加快缩短与西方的差距，G2概念走红西方就是一例。至少在西方的心理上，中国已和西方并驾齐驱，这也是为什么近半数的美国人认为中国已是全球第一大国。也难怪美国总统奥巴马在就职一年后，2010年1月27日第一次在国会发表国情咨文时，这样评价中美两国：“美国政府在过去几十年一直在等待，即使美国存在的问题日益恶化。与此同时，中国却没有等待，实施经济改革。”虽然他也同时声明：“我无法接受美国成为二等国家。”但历史趋势是他一人能够改变的吗？美国的现状正如他所说的：“本世纪初，美国预算曾有过超2000亿美元的盈余。到我上任时，年度赤字达到1万亿美元，而且预计未来10年这一数字将达到8万亿。”至于国债已经达到13万亿美元！更令人恐惧的是，无论财政赤字还是国债仍然处于迅速上升状态。
    显然，东西方关系在中国的带领下，再度进入了并驾齐驱的历史性阶段。如果东西方按现在此消彼长的趋势发展下去，恐怕回到过去的不仅仅是东亚秩序，而是重回西方崛起以前的世界了。

漫谈欧洲大罢工

漫谈欧洲大罢工漫谈欧洲大罢工

法国在全球号称罢工之国、罢工冠军。这其中既有法兰西民族浪漫天性的因子，也有卢梭激进“人民主权”理论的影响。在法国生活久了，也便有了经验：重要的出行，机票或者车票一定要定在周末，毕竟罢工只有在工作日举行才最有效。

虽然法国一向领欧洲甚至全球罢工风气之先，但进入二十一世纪的第二个十年发生的欧洲大罢工，法国却落在了后面。这不妨看作这次欧洲大罢工的第一个特色。当然失去这个桂冠，对法国并不是坏事，不妨一笑置之，但另一大特色却无法令人轻松：英、德、法这三大欧盟核心国相继发生大罢工，其事态之严峻不可小瞧。

打响欧洲大罢工第一枪的竟然来自罢工较少、强调纪律和妥协的德国。2月22日，德国汉莎公司宣布为期四天的罢工，不过第二天就在法兰克福劳工法院的调停下，劳资双方同意重回谈判桌，罢工也宣布暂停。尽管仅仅罢工了一天，考虑到汉莎公司的规模----共有四千名机师，其损失也是难以估量的。据汉莎公司估计，这场持续一天，却是9年来最严重的罢工将使公司损失高达6500万欧元。而且罢工还使汉莎航空股价22日在德国股市下跌了1.7%，在德国DAX指数中段则下跌0.59%，是6个交易日以来首次下跌。

仿佛多米诺骨牌，随后法国机场的航空管理人员开始了为期5天的大罢工，罢工导致法国奥利机场一半的航班被取消，戴高乐机场也取消了四分之一的航班。此外，英国航空公司员工也投票决定举行为期10天的罢工，考虑到这三国对欧洲的影响，恐怕整个欧洲的航空都要瘫痪了。

德国和英国的罢工都是为了要求上涨工资。法国则比较奇特，是为了“公务员”身份：从2012年起法国将与德国、荷兰、瑞士、比利时以及卢森堡共同建立统一的飞行调度系统，有可能使员工失去“公务员”身份。不过更为奇怪的是，法国交通部长已经做了许诺，这种新的联合(管制)怎么也不会影响他们的空中管制员的职位的。考虑到罢工在法国已成为习惯，成为目的，而不是手段，也就不难理解了。

总体说来，这次欧洲大罢工还是和经济危机有关，欧洲各大航空公司赢利能力下降，自然无法满足工会的涨薪要求，工作条件也随之下降。罢工也就成了不得不的选择。不过罢工不但解决不了经济危机问题，相反会使经济危机更难消除，这自然形成更无法上涨工资的恶性循环。至于遭受危机打击最为严重的希腊，则正组织百万人的大罢工，但相信，同样是于事无补。

罢工可算是劳方对付资方的强大工具，在今天的西方也视为天赋人权。但是，劳工阶层获得罢工权力也不过几十年的事情。以法国为例。如果从法国大革命算起，劳工阶层获得罢工权力竟然用了一百五十多年。法国大革命的第二年即1791年就立法禁止同业结社，更禁止罢工。七十多年后，即1864年才承认结社权。直到二战结束后的第二年1946年才立法承认工人的罢工权。但4年之后1950年公共部门的罢工权才得到确认。

法国民众获得罢工权后，发展到今天，却有日益走向偏锋之感。2005年，巴黎申办奥运会进入倒计时，当奥委会前往巴黎考察时，巴黎运输部门发动大罢工，因为他们认为，这个时候进行罢工效果最好，可以对政府施加最大的压力。巴黎运输部门是否达到目的不可而知，但优势明显的巴黎却输给了最不愿意输给的对手英国伦敦。更令现代文明社会所无法理解的是，一向负有救死扶伤之责的医护界也常有此举。2005年当酷暑再袭法国的时候，法国的医护界由于待遇问题借机发起罢工，而两年前的酷暑曾造成上万人非正常死亡。当然，说起罢工，政府公职人员也不遑多让。2003年，法国驻外全体外交官和外交部举行全球性大罢工，令法国国际形象大损。而罢工的原因是由于第二年的外交预算要减少了两个多亿欧元。而预算总额高达42亿欧元，这在全球都已经是很高的了。还有，1853年法国曾将邮电、火车司机等行业做为艰苦行业，享受特殊福利政策。然而，一百五十多年过去了，工作条件早已今非昔比，然而，谁要更改，三十多万利益相关者立即走向街头。因此，尽管是如此的不合理，却也难以解决。当然，这还都不算离奇的，毕竟还是有法可依。而2001年来自全国的一万多名宪兵香榭里社大街大罢工却震撼了全法国。根据法国规定，宪兵是无权罢工，然而，组织者却秘密利用电子邮件组织校级以下官员，于是形成了宪兵与镇爆警察对峙的罕见局面。此外，还有一场罢工值的一提，因为和海外的华人有关。巴黎某区由于华人大量涌入，将面包店、咖啡店买下进行纺织品等经营。为了表示抗议，该区区长带头进行罢工。

就在我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法国还有一场已经持续了“四月、一周、四天”的特殊罢工（这是法国媒体模仿2007年戛纳大奖电影《四月、三周、两天》的用法），而且规模超过汉莎航空公司。这就是6000名无证工作者去年10月份开始的争取自己权宜的罢工。尽管根据民调，78%的法国人认为无证工作者在经济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但面对这样的群体，政府自然是不会让步。否则罢工也不会到现在还持续下去。这个号称“自由、平等、博爱”的国家，总是在验证“现实总是苍白只有理论之树常青”的道理。

当然法国罢工还有一个特色，就是几乎演变成国有部门职工的专利。私营企业极少参与。这确实相当奇怪，毕竟，罢工是劳方对抗、制约资方的武器，怎么演变成对抗政府的工具了呢？值的一提的是，法国参加工会的人数急剧减少，到现在，法国受薪人员加入工会的仅为13%。

现在西方普遍对罢工的“走调”思谋对策。美国的第一大企业沃尔玛就坚持不设立工会。许多跨国企业来到中国后，也顽强抵抗中国政府要求设立工会的要求。去年五月，加拿大国会甚至否决了政府已经签订的三项联合国劳动公约，这些公约涉及加强工会作用、禁止强迫劳动和禁止童工。显然都明白，没有了工会，也就可以大大减少有组织罢工的可能性。这次发生罢工的英法德三国中，对付罢工各有特色。德国是法院调解，英国则是法院有否决权。英航空服员去年圣诞假期曾计划罢工12天，不过遭法院强制撤销。另外英国还规定工会必须提前一周通知资方，才可罢工。这自然给双方的妥协留下空间。法国则在萨科奇时代通过一项罢工期间最低服务法案。即公共部门即使罢工也要提供最低限度的服务。这个法案曾引发很大争议，认为这等于否定了罢工。

看来什么都要有个度，一旦跨越，就会走向事情的反面。这也许是欧洲大罢工对我们的有益启示。不过话说回来，罢工也只是西方发展模式的表面之痒，其内里的问题绝不是想办法遏制罢工所能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