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记：民主在西方历经坎坷（1929年资本主义世界涉及全球的经济大危机、民主政体选出纳粹政权导致波及全球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上世界六十年代波及整个西方的民众大规模抗议），但几经调整，自上世界八十年代以后逐步稳定，到目前看，总体还算成功。冷战结束后，已被当今世界一百多个国家和地区所采用。目前正在探索符合自己国情道路的中国，需要正视和关注民主在全球运行的经验和教训、得失与成败。毕竟，理论与实践往往有着相当的距离（直到今天即使在西方仍有不少专家学者认为共产主义的失败不是理论的失败，而是实践的失败，特别是建立在共产主义理论基础之上的前苏东国家违背了共产主义原理）。特别是如果中国将来要选择这条道路，更有必要首先做全面的了解----在全球化竞争如此激烈的今天，中国没有试错的机会。这篇文章是本人在法国生活八年对民主思考的集大成者，希望对中国将来道路的选择提供一些参考。如有事实根据的错误欢迎指正。既然谈论的是民主，希望参与讨论的各位网友以事实为根据，不要只给结论，而无论据，即使扣帽子也不妨，只要有充足的事实和根据。（本文部分内容曾以《民主何以错失中俄》发表过。）

民主，中国准备好了吗?

--------从历史与现实看中国民主之路

 

冷战结束后，西方的民主制度被称许为普世价值，甚至被西方学者福山定性为“历史的终结”----即人类社会的最高发展阶段和唯一之路。这种似曾相似的论调对于经历过文革的中国人来说并不陌生。然而与冷战后大多转轨国家拥抱西方不同的是，中国坚持走自己的渐进式改革之路，并取得了远超其他转轨国家的成就，并初步形成中国模式即西方所称的“北京共识”。当然，中国模式仍然在形成和探索中，最终的发展道路为何现在言之过早。但在全球化的激烈竞争下，中国做为后发国家是没有试错的权利和机会，因此我们不妨从历史和现实考察：借鉴上世界初中俄以及第三波民主浪潮后走向西方民主国家的经验和教训。

一、民主何以错失中俄？

上世纪初，中国和俄罗斯做为国情最相似的两个大国，都率先实现了共和宪政，但是最终却都殊路同归的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而历经近一个世纪的考验，俄罗斯庞大的社会主义帝国轰然倒塌，而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依然生命昂然，其中历史的必然与偶然令人叹息。

进入二十世纪以来，中俄两大帝国均进入了未期。背负两千年封建专制传统的大清王朝，尽管实行新政，却已无法挽救历史的宿命：一个偶然烟头引发的爆炸，导致了武昌起义仓促起事，然而人心尽失的清王朝却在这偶然的一击中迅速地分崩离析，并在各种压力下，最终选择和平的方式黯然谢幕。而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就这样史无前例地登上中国五千年的历史舞台。

同样背负一千多年封建专制历史包袱的俄罗斯帝国，在1905年日俄战争落败后，也开始了缓慢的改革。然而1914年卷入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却彻底的葬送了罗曼诺夫王朝的国朔。1917年，对外战败、对内经济处于崩溃边缘的俄罗斯已处于风雨飘摇之中。此时，在莫斯科不远的一个小镇，由于交通问题，面包没有及时送到，当地的居民由于不满而起来抗议。当时的首都圣彼得堡的工人开始罢工，要求之一也与面包有关：即提高供应。沙皇如同过往一样满不在乎地做了两件事：一是派兵镇压。二是解散本来就是摆设的议会。孰料，前去镇压的军队发生哗变，正要解散的议会转而提出沙皇退位。就是这样一件小小的事情，终结了俄罗斯千年专制的历史，开创了俄罗斯历史上的民主宪政先例，史称俄罗斯二月革命。

就这样，在中俄两国的历史十字路口中，历史把机会首先给了西方的民主共和。然而，很不幸，西方的民主共和分别在不同的历史时间内被中俄两国所抛弃，从而走向另一条道路。

俄罗斯宪政临时政府成立后，却无法满足人民“停战和面包”两大诉求。除继续参战，就是给了民众甚至比西欧政府更多的政治自由权利。但正如普列汉诺夫在其封尘八十年才公布于众的遗嘱中对布尔什维克成功走向历史舞台所做的分析所言：但由于食不果腹，一贫如洗，而且还被迫继续做战。甚至（民众）都没有发现这一点（民主权利）。要是战争在1917年春天结束，要是临时政府毫不拖延地解决了土地问题（实际还是面包问题），哪么列宁要完成社会主义革命就没有任何机会了。而他本人也将永远被从肩负历史使命的行列中一笔勾销。而随后临时政府发生的科尔尼洛夫将军军事政变，成为俄罗斯十月革命发生的导火索和转折点。结果短短几个月之后，民主宪政体制的临时政府在无力解决俄罗斯面临的严峻挑战之后，就被承诺带来和平与面包的布尔什维克几乎兵不血刃的轻而易举地取而代之。从而建立起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并成为二战后的世界两个超级大国之一。对于“二月革命”，即使到今天的俄罗斯，包括普京、刚刚过世的被誉为“俄罗斯的良心”索尔仁尼琴都持否定态度，普京的智库首领尼科诺夫则宣称：二月革命“毁掉了一个伟大的国家”，因此不是一个值得庆祝的日子。

而1912年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中华民国”成立到1949年被中华人民共和国取而代之，带给人民的是国家的分裂（外蒙古独立，同时失去对西藏的实际控制权）、无休止的军阀混战和三次大规模的内战（北伐、将阎冯中原大战、国共内战）、一次几乎灭亡中国的外敌入侵（八年抗战）和两次复辟（袁世凯帝制、张勋复辟）。至于从最高上层建筑的总统赂选(曹锟)到整个各级官僚机构的腐败更是触目惊心。1910年热血青年汪精卫刺杀清摄政王未果被俘，肃亲王善耆亲自审讯，并发出“你们能比我们大清做的更好吗”的诘问，却竟不幸而言中。清王朝至少还能维持一个国家最基本的框架和些许尊严，至少还能保证对西藏和外蒙古的主权和实际控制权，但到了民国，连这一点都丧失怠尽。说其是中国的第二个五代十国时期并不为过。

如果回顾英、法等西方强国的民主之路，不难发现，他们都历经波折，甚至多次反复才最终建立较为稳定的民主制度。而具有长期封建专制历史的中国和俄罗斯却要在一天之内建立起民主共和，岂不是痴人说梦。而历史也最终给予了这两个国家惨重的惩罚。正如历史学家唐德刚所总结道：(中国)在此之前的社会政治制度，帝王只是其中一个环节而已。围绕这个帝王，还有一整套交互运作的国家机器和与它们配合得天衣无缝的文化体系、社会方式以及价值系统。它们是相辅相成、一转百转的整体。因此，要从一个古老的封建制度，转入一个民主代议制度，这种制度转转型绝非三年五年之功。其实这段话也完全适合民主，民主也只不过是整个体制的一个环节而已，要想运转良好，实是需要配套的文化体系、社会方式以及价值系统。而这些，每一个国家都是不一样的。

中俄两国唯一不同的是，俄罗斯的民主试验期非常短暂，不足一年。而中国的民主试验期则长达37年。因此，民主在当时没有在俄罗斯造成多么严重的后果。然而历史没有捷径，上世纪八十年中期戈尔巴乔夫开始的改革最终再次导致俄罗斯拥抱西方民主，又付出了十年的民主惨重代价：休克疗法使国民经济缩水一半，国家濒临崩溃，国际地位一落千丈，任凭西方欺凌，甚至出现和平时期人口减少的罕见悲剧。直至普京上台，重新修正叶利钦的做法，出现了西方国家眼里的民主大倒退。特别是普京任满后，借用民主的方式维持了自已权利：由自己一手挑选的接班人任命自己为总理（根据俄宪法，总理无需竞选，总统任命即可），同时还兼任议会第一大党的主席，拥有罢免总统的权利。然而，正如西方也不得不承认的是，普京挽救了俄罗斯，恢复了俄罗斯的秩序和大国地位。中国著名的学者康晓光曾以极大的勇气提出“民主是一个祸国殃民的选择”，如果把这句话放到九十年代的俄罗斯、民国时期的中国，则是多么精确的判断，是任何正视历史的人所无法否认的。

而中国之所以能够顶住当时的空前压力，避免了俄罗斯上世纪九十年代的悲剧在中国重演，应该和当时的领导人都是中华民国建立后三十七年间所造成国家和民族灾难的亲历者有关，从而继续坚定地选择了适合中国自己国情的改革开放之路。也难怪1989年过后，新加坡总理李光耀面见邓小平，誉之为是对中国的另一大历史性贡献。

二、新兴民主国家的民主不适应症

制度经济学告诉我们，规则是非中性的，也就是说，同样的规则对不同国家的影响是不一样的。这句话不仅适合于经济，更适合最高层面的政治制度。冷战结束后，全球掀起第三波民主化浪潮。将近二十年的实践，也终于再次验证了这个道理。包括俄罗斯在内的前苏东集团转型大多差强人意，目前仅恢复到他们八十年代巨变前的水准，其成效远逊于中国模式，而付出的代价却相当高昂。保加利亚甚至由于腐败和无法解决有组织的黑社会犯罪而被欧盟制裁，罗马尼亚也同样由于议会迟迟不批准对前总理腐败案的调查和处理也遭到欧盟制裁的威胁。而前苏联、前南斯拉夫和捷克与斯洛伐克则因民主化而解体，显然民主在解决多民族国家的统一问题上非其所长。而华人社会唯一一个实行民主的台湾，却陷入经济长期停滞，更兼带严重的以最高领导人陈水扁为核心牵扯甚广的腐败弊案（甚至负责调查之责的调查局长居然与陈水扁透露案情，隐匿、毁损犯罪情报）。而在民主发展过程中，民粹现象严重，历经四次领导人直选才得以改善。至于广大的非洲和拉美、东南亚，经济发展低下，政局动荡、腐败丛生，与西欧和北美成功的民主运转成为鲜明的对比。

三、传统西方民主国家面临的挑战

如果再来看已经证明取得成功的西方民主国家，依然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首先，为赢得选举而竞相承诺的福利政策几经政党轮替导致的福利叠加，已使得西方现政府难以承受。2007年法国总理分开声明财政已经破产，原因即在于高福利的弊端。然而改革却面对强大的民意反弹，要么造成政局动荡，要么再次政党轮替。其次，屡屡出现政党之争超越国家利益的现象。2005年，巴黎申办奥运失败，来自左派的巴黎市长指责右派总统希拉克辅助选不力，是失败的主要原因。其实，当年奥委会到巴黎考察，工会选择这一天全巴黎交通罢工，也脱不了干系。2008年，巴黎火炬传递风波造成中法关系严重倒退，法国在中国的经济利益面临严重损失。就在右派政府全力修补中法关系时，左派却逆而行之，甚至由巴黎市长宣布授与达赖荣誉市民称号。而这种政党之争超越国家利益的现象即使在中国短暂的民主试验民国时期就已出现：当北洋政府与苏联代表进行艰苦谈判企图收回部分主权之时，南方的革命政府为了得到苏联的支持而做出了相当的让步，以至功败垂成。第三，屡屡发生最高领导人的腐败案。民主国家的最高领导人出现腐败几乎是西方民主制度的独特惯例。比较完善的西方民主国家如日本首相、意大利总理、法国总统、以色列总理不一而足。根源就在于通过选举产生的有任期限制的这一民主体制。选出的国家领导人和一个大公司的CEO并 没有实质性的区别。其次，一旦候选人赢得选举，便拥有几乎全部的行政权利，难以受到党内和社会的有效制约。特别是有了任期保障，即使无能，甚至有些不大不 小的瑕疵，也难以被弹劾（美国总统克林顿的性丑闻就是一例）。于是一个拥有巨大权利、又几乎不受党内和社会有效制约、同时又有任期限制的国家最高领导人走向腐败就变成西方民主制度的常态了。美国则更为特殊和隐蔽。象布什家族经营有着巨大利润的石油产业，因此，美军出兵伊拉克控制石油资源，导致石油上涨，其家族也由此赚得满盘。但这很难被以腐败名义起诉。第四，是在部分民主国家存在的难以彻底根除的黑社会毒瘤，并强大到与政府对抗的程度。意大利历史上相当猖獗的黑手党只有在墨索里尼时代受到重创并式微，无法再与国家机器抗衡。二战后却再次崛起，甚至于上世界八十年代以疯狂的暴力屡挑战政府。法国马塞市由于治安混乱，束手无策，甚至耗费巨资修建的地铁也只能营业到晚上8点。台湾在两蒋时代，对黑社会一直持高打高压状态，但民主化后，台中市逐渐落入黑社会的控制之下。国民党出身的胡志强担任台中市长后曾试图予以解决，却以失败而告终。上文提到的保加利亚也是一例。原因在于民主制度在给予社会宽松环境的同时，恶势力也往往有机可钻。特别是民选的县市长几年后就离开历史舞台，甚至由没有根基的外地人担任。往往无法应对长期在地方经营的黑社会。另一个例子就是澳门，直到回归中国后，黑社会的力量才得到有效控制。

第四、中国国民性对民主的考验

如果再从中国的国民性来分析，民主将要带给中国的前景就更令人担忧。鲁迅曾说过：“可怜外国事物一到中国，便如落在黑色染缸里似的，无不失了颜色”。而海外异议观点则更为尖锐：“中国的意识形态的惰性或惯性简直是攻无不克、战无不胜。共产主义到中国走了样，资本主义到中国也全走了样。基本规律是，去菁华而取糟粕！变神奇为腐朽！”而中国的这个国民性弱点也体现在海外民运群体中。这里限于篇幅有限，仅举三个侧身民运阵营的人士对民运的评价：《河殇》撰稿人之一（现已回国内），当年逃亡至法国不久即发出感慨：这些（搞民运的）人，简直是人渣！著名民运政论家何频面对民运的内部恶斗、非民主运作、言行举止的不检点、主要领导人的专断独霸和财务的不透明、生活奢侈而且拒绝接受批评而愤而直言：一个即不接受批评，又无道德感的民运组织，不仅比不上共产党，甚至连黑社会也不如！而且毫无希望！曾积极投身海外民运、现旅居法国巴黎的安琪女士，目睹海外民运之怪现状，写出《痛苦的民主》一书，对海外民运严词批判。台湾和海外民运的实践，不妨看作是中华文化与民主结合后的试验，我们有什么理由坚信，他们犯过的错误不会在民主化后的中国重现？

回顾历史，还有两点需要说明，一是1988年是被认为中共执政史上最为民主和自由的一年，但是每一个经历过1988年的中国人，留在心中的记忆是什么呢？经济挫败，高通胀导致整个社会由于抢购狂潮而十分混乱，社会治安几乎达到失控的程度，街头黄色刊物大肆泛滥，各种分离势力十分的活跃，完全一幅失序的状态。如果再纵观中国五千年历史，最自由的时期常常都是国家最为衰落和分裂的时期：战国、三国、五代十国，清末。二是冷战结束后，西方就把民主做为最重要的意识形态向全球输出。对于西方，中国自1840年以来的记忆都是惨痛的。无论是清政府，还是民国政府，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都无一例外的遭受西方的打压与欺凌。甚至同为二战战胜国，仍然被西方出于自己的利益出卖于前苏联。英国甚至拒绝了国民政府收回香港的要求。因此，对于西方的动机是很令人起疑的。然而从俄罗斯和前南斯拉夫的下场看，即使中国走向民主又如何？西方就会帮中国或放中国一马吗？

五、四点结论

至此，在本文行将结束之际，我们是否可以得出如下结论：一是适合西方的民主制度并不一定适合其他国家，甚至可能造成灾难。民主可能是普世价值，但民主制度却并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二是民主不必然促进经济增长和遏制腐败。相反，更多的由于其运行的高成本造成经济的下滑，而民主运行不良导致腐败丛生。第三，西方民主极易造成多民族国家分裂甚至解体。前苏联、南斯拉夫、捷克等国已是先例。当年印度一宣布民主建国，国家就随即一分为二。印尼走向民主化后，东帝汶在西方的支持下成功独立。外蒙古从中国分离出去（这和清政府时期战败割地是不一样的），也是在民国时期。总之，如果一种制度可以导致国家四分五裂、经济停滞和倒退、腐败丛生，我们还有什么理由选择它？第四，由于中国和西方是利益之争，并不是制度之争，即使中国象当年的俄罗斯一样全盘西化，西方也绝不会对中国手软。

中国在长达半个世纪中历经戊戌变法、清末新政、辛亥革命、民初共和、国民党政权，在这半个世纪的探索中，最后目前的中国政治形态脱颖而出，并把中国以强者的姿态成功带入21世纪。现在中国发展所树立的模式仍然处于成形和发展中，但如果中国走向民主，是否可以避免这些民主的风险?我们有什么理由和根据可以让中国不付出或少付出这些民主的成本或者我们能否承担这样的成本？我们是否可以超越历史的教训？中国有什么根据可以获得西方式的成功而不是拉美、非洲式的混乱与失败？这些都是每一个关心中华民族前途的人都要思考的。至少，中国民众要对“国家分裂、社会混乱、经济下滑、严重腐败”等现象有足够的心理预期。

民主，中国准备好了吗？？！！

附记：

当前的中国，在面对已经成功被西方神圣化的民主，以致批评民主的缺点成为政治不正确。政府尽管明知民主的各种弊端、历史上在中国实践的失败教训和中国国情的差异，仍然不能正面予以回击和反驳，甚至不得不接过民主的口号为已所用。至于学者，更是三缄其口，唯恐被扣上“御用文人”的帽子（真是私心害公义）。缺乏知识分子的骨气和责任感。而极端民主主义者，更无法容忍任何人对民主的批评，可是不能被批评的民主还是民主吗？而普通大众，出于对转轨时期问题的不满，在对民主知之甚少的情况下，把希望寄托在民主的身上，其实是缘木求鱼。然而，中国就处于这种危险之中。这也是我为什么写这篇长文的原因。我虽无“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的觉悟，但第一个吃螃蟹的勇气还是有的。也许从此会有更多的人勇敢的站出来，从而把一个完整、真实的民主展现于人民面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