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陈水扁、霍华德看民主选举的“非理性”

 

西方竭力向全球输出民主，其中一个理由是民主可以公平、公正的选出领导人，而且如果做的不好，可以在选举时进行政党轮替，并通过这种惩罚，促进国家和社会的进步。正如任何理论都是完美的，实践却总是不尽如人意甚至相反一样，台湾的陈水扁和澳大利亚的霍华德的选举经历就向这种说教说“不”！

陈水扁是唯一一个非国民党人士担任过台北市长一职的政治人物。当然其当选的原因在于国民党的分裂。但不管如何，陈水扁在当选后，恪尽职守，尽展其才能，其执政满意度在以蓝营选民为主的台北市居然高达罕见的70%。按说，这样的执政业绩连任应该是毫无悬念。然而，毫无市县执政经验、代表国民党出战的马英九，却轻而易举的击败了陈水扁。他的四年辛苦付出带来的辉煌业绩脆弱的不堪一击。当然，团结的国民党是依靠台北市蓝大于绿的格局而取得选举的胜利，是意识形态或者族群因素导致马英九的胜选，自然也不排除马英九的形象得分。我们无法知晓败选后深受刺激的陈水扁的真实想法，至少愤愤不平是有的，难以理解和接受是有的。以他的为人和心胸，甚至可以推断，2000年当选最高领导人之后执政无方、大力炒作民粹和族群、大面积的家族和党内贪污腐败应该和这次选举的失败有关。既然能否选举获胜和业绩无关，哪何必用心于此，国民党可以靠族群赢得大选，我何不如法炮制？于是便有了有争议的连任，结果整个八年下来，台湾遭受重创，从亚洲四小龙之首跌至末尾。陈水扁也从“台湾之子”变为“台湾之耻”。

我们可以说，台湾是一个年轻的民主社会，需要学习和进步，错误在所难免，应该有试错的机会。再说，台湾的族群是一个特殊的因素，以此为例论证西方民主选举的非理性根据并不充分。哪好，不妨再看看去年澳大利亚大选。

澳大利亚无论文化传统还是宗教本源都来自于西欧，可以说是西方民主制度的翻版。而且即使从整个西方来看，也是一个成功的典范。然而，2007年11月份的大选结果，却再次印证了民主选举的非理性。

在选举前，霍华德领导的执政联盟已经连续执政12年，这12年间，功绩炳著，堪称完美：澳大利亚人均收入从第十九名升至第八名，失业率是十年前的一半，不仅财政没有赤字，还有近二百亿澳元的盈余，连美国《华尔街日报》也发表社论，称赞霍华德政府的自由市场经济的成就。除此以外，霍华德本人没有任何丑闻，他所领导的党也基本没有贪腐事件。然而就是这样一个执政联盟和领导人，却不可思议的在选举过程中民调就一直落后，最终败于反对党工党。选民抛弃霍华德的原因，却实在令人瞠目：霍华德执政已长达１2年，“总理该换人了”，“该给工党一个机会了”。支持台独的海外华人曹长青（我是一直这样称呼他，当然他本人未必同意）也是持这种观点：就因为霍华德做的时间长，选民就要换人做。真不知道这是哪门子的逻辑，实践和西方的理论宣传可是有着相当的距离。而且由于这种既然当选与否与执政政绩无关，很容易导致当选后的领导人何必再用心于执政？这也难怪西方总是出现最高领导人贪污的案件。象法国总统、德国总理、日本首相、意大利总理、以色列总理等等不一而足。（当然我们可以说霍华德执政联盟进行了多项经济和社会改革，在推动了经济发展的同时，也带来了一些不可避免的民生问题，特别是由于因应全球性的通货膨胀，上调利率，增加了房贷成本。至少从理性的角度讲，这是合理的成本。事实上，这一点并未影响霍华德的选情，他也在选举中一直主打他的经济成功）。

从西方民主的历史上看，选举出现的谬差远比陈、霍两人严重的多。法国大革命后，两次帝制都是选举甚至全民公决的结果，至于最为著名的纳粹德国一例以及造成的世界性灾难后果更是历史的沉重教训。即使二战以后，由于选举非人，造成西方普遍抵制和不承认，更是比比皆是。象奥地利极右势力当选议员、去年巴勒斯坦哈马斯大选获胜等等。至于阿尔及利亚大选极端势力领先，导致现政府辞职，军事接管。极端势力眼见到手的鸭子飞了，岂能甘心，于是全面诉诸暴力，一片恐怖和混乱。其实这些包括陈水扁和霍华德的选举挫败也是西方民主实践中的一部分，虽然没有包括在西方包装好而强力向外输出的民主理论中。对于西方民主的认知尚处于单方面理想化的国人来说，是首先要有一个知情权（这个知情权西方是不会给的，他们除了说民主是人类历史上最不坏的制度外----既然是最不坏的，自然也是最好的，这种文字游戏谁不会呢----是不会有具体的注释的），然后才能做出完整的判断，最后才能做出慎重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