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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事之秋，萨科奇见达赖意欲何为？
就在全球聚焦美国金融危机之时，法国总统萨科奇突然宣布将于下月在波兰会见西藏流亡人士达赖！使得刚刚好转的中法关系顿时陷于新的危机之中。而法国如此不按常理出牌，十分地令人费解。
从国际大环境看，美国的金融危机愈演愈烈，已拖累全球经济。全球经济的另一支柱欧元区也已宣布进入十五年以来的首次衰退。如何应对金融危机已成为世界各国的共识。为此，美国史无前例的发起G20会议，共商解决之道。而中国由于长期实行谨慎的金融开放政策和“世界工厂”的地位，不仅没有象其他国家面临金融危机的漫延，而且拥有世界第一、高达两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既可自保，更可为金融危机的解决助一臂之力。因此，全球金融危机中的中国国际地位和作用再次达到历史新高。西方充满了对中国的过誉之词和一而再发出的求助呼吁。甚至美国大选也罕见的没有再拿中国说事。显然，谁都明白，这个时候触怒中国将是多么的不智。
从中法两国关系讲，今年四月，在法国反对党、媒体和长期冷战宣传的影响下，营造出法国空前的支持西藏的民意潮。从而造成中法关系的严重倒退，法国国家利益受到严重损害--为了和自己利益无关的事务付出代价，这在法国外交史上还是相当少见的。后经过双方最高层的努力，萨科奇在最后关头以中法关系大局为重，不仅未会见达赖，还最终出席了北京奥运会的开幕式。终于使得中法关系重新回到正常的轨道。而且为了避免再出现民意被左派和媒体绑架的事情发生，法国还出现了意味深长的悄然变化：先是在中法交恶中发挥“重大而积极”作用的“记者无疆界”创始人、秘书长梅纳尔辞职，再是法国主流电视台前所未有、打破禁忌播放了负面表现达赖的纪录片。此外，奥运会过后，达赖集团失去了着力点，再加上金融危机的全球漫延，事实上达赖已无奈的被边缘化。达赖对于西方来讲，已成为“弃之不舍，食之无味”的鸡肋。然而，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浪漫有余、理性不足的法国又做出了令全球难以理解的举动：萨科奇要主动会见达赖。如果今年四月还有民意压力的无柰和一定的可理解性，而此次则是完全的主动挑衅和自寻烦恼。做为一国领导人如此行事，实是令人拍案称奇。不过，细细想来，可能的解释大概有三。
一是面对金融危机的挑战，西方迫切需要中国的支持。但西方也深知“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即要得到中国的支持又不想付出过高的代价想必是西方绞尽脑汁要解决的问题。于是已经边缘化的达赖再次进入法国的视野，想再次廉价地利用一下：以接见达赖做为筹码，压中国让步，而无论中国如何反应，手心手背都是中国的自我利益，于西方无损。这也是为什么法国选在G20会议召开前夕放出风声的原因。这套做法，是西方国家利益至上的传统，并不鲜见。日本一百多年前被打开国门后，就认清了时局，发出此乃“虎狼之现实”的感叹。即使到今天，这个本质仍然没有改变。就在今年美国大选，共和党候选人麦凯恩的竞选口号仍然是“国家至上”。
二是金融危机全面爆发后，法国由于谨慎的房贷政策，与受到严重冲击的英美相比，损失较小。于是一向梦想以二流国家实力发挥一流国家影响的法国认为时机来临。恰逢法国担任欧盟主席国，于是法国总统萨科奇空前活跃，全球穿梭，积极干预，一时之间法国高高耸立于国际舞台中心。锋芒一时无两，直压世界超级大国美国。在这种情况下，法国未免有些飘飘然，面对全球对中国的讨好，甚至一向站在反华第一线的美国也一改常态，对中国恭敬有加。有西方新领头之感的萨科奇，或许有添补美国空白之意，以进一步确定全球危机中的法国新地位。
三是法国“浪漫”的民族痼疾爆发。二战后，法国内政、外交屡有惊世之作：1956年与英国联手入侵埃及、1964年成为西方世界第一个与中国建交的国家、1966年退出北约，奉行独立外交政策、1981年法国社会党赢得大选，居然在全国大搞国有化运动、1985年一向以“自由、人权、平等、博爱”自记诩的法国出人意料的派特工炸毁绿色和平组织轮船，震惊世界、2003年带头反对美国入侵科威特、2005年又公投否决法国起草的对法国十分有利的欧盟宪法，打断了法国积极推动的欧盟一体化进程、2008年4月又冲在东西方对抗的最前沿......这些光怪陆离的表现,成为国际舞台上不可多得的奇异风景。也许这一次，浪漫的法国人又不知道哪根神经发生了奇异的化学反应，从而导致其做出了令全球费解的举动。
但不管是以达赖为筹码也好，是浪漫的意识形态做怪也好，萨科奇的做法对刚刚有所恢复的中法关系蒙上了重重的阴影。如果萨科奇最终与达赖见面，中法关系将严重受损，甚至在其任内都无法恢复正常。也许，只有在再次得到沉重教训之后，浪漫的法兰西才会重返务实与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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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两房”与中国“三鹿奶粉”
美国次贷危机爆发至今，“两房”崩溃是其转折点，标志着这场危机全面升级，演变成为冲击全美和全球的金融海啸。“两房”以其五万多亿美元的资产，一直是美国举足轻重的房地产巨无霸，更是几年前美国财政高官访华时极力推荐的优质投资对象。但现在却成为引发全球经济危机的最重要的一个助推器。全球不由发出共同的疑问：何以美国有着相对完善的监管体制和新闻自由，但却无法避免“两房”危机的爆发？
事实上，1988年，“两房”的问题就已被发现。但足足二十年过去了，却仍然无法阻止危机的最终到来，个中含义十分的耐人寻味。
现年六十多岁的汤姆.斯坦顿是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美国政府研究中心的经济学教授，二十年前，他在研究“房地美”和“房利美”两大巨头时，就发现了他们的巨大漏洞，并力推将监管方案提交国会听证。在后来的半年多里，他在参议院联合经济委员会、银行委员会等多个部门作证，但两大巨头百般阻挠，在听证会上甚至不让他们说话，最后虽然允许成立了一个监管机构，但权限甚小，根本约束不了贷款巨头。直至2007年9月，斯坦顿教授还发表论文呼吁警醒“两房”的问题。“两房”危机爆发后，斯坦顿教授不得不承认：“虽然我们有一个很好的制度，但也很混乱，它允许言论自由，不会打击和报复，但最终政府给我的回馈并没有实现，这场危机最终还是未能避免。”可以说美国国会立法和听证制度的错综复杂以及既得利益集团影响最终导致了“两房”危机的全面爆发，其“毒”债券更由于美国政府的极力推销而危害全球。
无独有偶，几乎在同一时刻，中国发生了一起影响全国、全球的食品安全事故。中国曾经最大的乳品业巨头“三鹿奶粉”由于含有过量的三聚氰胺，致使数万婴儿中毒，数人死亡。并输出到台湾、东南亚、美洲和欧洲。而根据事后的调查，早在半年前就已有消费者举报，网站上也有披露。但随后不久都被三鹿奶粉这个巨头出资摆平。而在新西兰政府正式通报中国中央政府之前，三鹿奶粉相继摆平了相关记者、媒体以及当地政府。随着更深入的调查，人们发现四年前当安徽大头娃娃事件发生时，三鹿奶粉也被监管机构和媒体列入黑名单，但很快也被摆平。最终酿成震动全国、影响全球的“毒奶粉”事件。显然，和美国“两房”一样，中国不是没有监管，新闻披露也并不迟缓，然而却都最终没能及时阻止问题的发生。当然“三鹿奶粉”和美国“两房”危机仍有两点不同：一是中国领导人没有向全球推销三鹿奶粉。二是责任人受到严惩，两位部级高官辞职或免职，石家庄市市长被撤职，其它相关受到惩处官员更是不计其数。而肇事的三鹿奶粉则被停业整顿，董事长被依法逮捕。这与“两房”不仅没得到惩处反而得到巨额救助助成为鲜明的对比。
美中两国，尽管制度不同，但在“两房”和“三鹿奶粉”却存在着很大的共性。即资本的力量可以挑战现存的任何制约因素，疯狂逐利，任意而为。显然，如何遏制、驯服资本这只疯狂的怪兽，不仅仅是刚刚市场化十八年的中国所要面对，更是已有三百多年历史的资本主义制度需要严峻思考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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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毁灭者”陈水扁的自我毁灭之路
民主社会，最高领导人因腐败或违法而东窗事发、声名狼藉甚至身陷牢狱之灾者乃其惯例。从发达的美国、法国、德国、日本、意大利、以色列，到新兴民主国家韩国、保加利亚、罗马尼亚、菲律宾、印尼不一而足，至于不入流的拉美、非洲等民主国家则更等而下之。因此 民主化二十多年的台湾出现陈水扁弊案而终于锒铛入狱，如果从民主的角度讲并不稀奇。但由于是发生在华人社会的第一例，自然引起不一般的关注。但陈水扁更有三个令人称奇之处，一是他的弊案居然把除“教育部”之外的所有部委都卷入进来，实在是创了世界纪录。二是民主国家大多数领导人都是在任内被本国揭发，只有陈水扁是卸任后并且在瑞士的揭发之下才曝光。三是陈水扁在其执政期间扮演了一个无所不包的“毁灭者”的形象。从台湾内部讲，毁灭了台湾的民主，台湾的经济，毁灭了长期以来的族群和谐，甚至他所追求的台独理念也殃及池鱼般的被毁灭掉。对外，则毁灭了两岸关系，台美关系，直到今天的自我毁灭。
2000年，陈水扁代表民进党以“民主和清廉”的口号战胜了分裂的国民党，赢得大选，实现了台湾的第一次政党轮替。随后，整个台湾社会便在他的主导下迅速的沉沦、分裂下去。纵观其掌权八年，尽管执政无方，但尝到权力滋味而难以舍弃的陈水扁便选择了民粹、锁“国”、挑衅大陆和激怒美国以及全力贪腐的不归之路。
由于鼓吹民粹，割裂族群，台湾社会长期以来的社会和谐被族群对立和社会对抗所取代。而出于意识形态的需要，继续实行“戒急用忍”政策，对两岸交流设置重重障碍。从而错过大陆崛起这一历史性的发展机遇。这与全球无不绞尽脑汁而力图搭中国快车形成鲜明对比。而其强迫执行的东进政策更是血本无亏，以失败而告终。与此同时，陈水扁为了选票，迎合深绿选民，而不惜主动挑衅实力强大的大陆，“从一边一国论”，到“废统”，最后更到入联公投。造成两岸关系高度紧张，甚至威胁到亚洲和世界和稳定。这些极端的台独举动，不仅遭到全球华人和大陆的强烈反对，也导致利益相关者美国的强烈不满。在美国屡屡劝告、公开反对失效之后，丧失耐心的美国与台湾的民进党当局反目。陈水扁的“冲撞外交”终于撞到南墙。
民粹、锁“国”加丧心病狂的挑衅，致使外资纷纷撤离，岛内资金也四处寻找出路，而社会对抗和内耗等各种因素终于使得台湾经济从四小龙之首迅速沦至之末，并在国际经济舞台上迅速的被边缘化，民众饱受经济恶化之苦。如果说经济的倒退与停滞只是使台湾人民生活水平下降的话，而他的史无前例的贪腐则使台湾民主蒙羞，重创台湾民主的正当性。台湾人民所自豪的第二个奇迹成为全球的笑柄。而且，他的八年执政，大力否定了民主社会的基础--“三权分立”的模式与功能。无论他怎样胡做非为，“立法院”也无力阻止，更无力弹劾。而“立法院”合法通过的“真调会”，他也公然号召行政当局抵制。至于司法在陈水扁面前也同样苍白无力。2004年由于大选争议引发民众抗争，却居然被陈水扁称之为“柔性政变”。而当陈水扁由此被连宋告上法庭而败诉被要求登报道歉时，却蔑视法院置之不理。而他的惯性和影响居然在陈云林访台时再次爆发：民进党申请围城被拒后，居然声明照常举行，迫使警方追认同意。就是他在入狱后，仍然声明自己是被政治迫害，指责司法不公。而他的民进党还在高喊“司法已死”。
当然，做为台独思想的代表人物，陈水扁的腐败、无能也导致台独理念的道德性、感召性大减，甚至式微，而一路艰辛走来的民进党也受其拖累到了奄奄一息的地步。于是乎八年下来，陈水扁成为毁灭一切的集大成者，也由此确立了其在台湾全面毁灭者的历史地位。
关于陈水扁的东窗事发，有不少人认为是台湾民主的进步。只是台湾民主的进步难道需要“最高领导人空前贪污--政党轮替--被国外揭发--全民被羞辱”这种方式来表现吗？腐败仅仅靠政党轮替和国外揭发才能曝光的成本是何等高昂？是不是应该思考何以一个曾被誉为“台湾之子”的陈水扁居然变成毁灭一切的“台湾之耻”？台湾能够防止第二个毁灭者的出现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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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进党八年何以重创民主正当性?
民进党，全称民主进步党，这是一个连名字都包括民主、更是以追求民主自我标榜的台湾本土政党，却在执政八年后，留给台湾人民的不仅是千疮百孔的经济，更走向了民主的反面，成为台湾民主之耻。民进党2000年借助台独大老时任中国国民党主席李登辉分裂国民党的历史契机，以三成的得票率赢得大选，实现了台湾历史上的第一次政党轮替。然而，并没有做好准备而仓促上台的民进党和扁政府的执政无能迅速暴露无遗。为了继续保持政权和执政的合法性，民进党以执政党之身，开始操弄、割裂族群，炒作民粹。从而把台湾民主之路引向民粹的道路，造成了台湾社会的分裂和对抗。而民进党则从中渔利并食髓知味，把这条道路贯彻民进党执政的八年始终，甚至在其丢掉政权后的今天，仍然不离不弃。
其次，为了赢得大选，不惜冲撞两岸关系，不惜挑衅美国的干预，不惜影响亚太和平，强力推行公投，甚至多达三次公投绑大选，自我拉票。特别令人不解的是，如此重视公投的民进党，在公投失败后，不但没有人为此下台负责，甚至公投结果仍然不影响扁政府的政策。以2004年“是否购美武器”公投为例。选前，陈水扁公开声明：公投不过，“总统”都不当。不料选后，却声明：公投没有过，武器照样买。完全一幅把公投当儿戏的嘴脸！暴露了其公投是假，骗选票为真的面目。可资对照的是，2005年法国欧盟宪法公投失败后，总理立即辞职，欧盟宪法被搁置。至于民进党提议的第三次公投更是荒腔走板。由于前两次公投都是投票人数不过半而没有成案，面对这样的民意，民进党却执意要搞第三次公投。而公投的议题则是非夷所思的是否加入联合国。根据世界惯例，一个国家进行公投，一般要符合三项原则：重大而涉及全民利益、紧迫性和可能性。而台湾加入联合国在当前的国际政治格局下是完全不可能的，而且也不是台湾必须马上做、非做不可的事情，特别是接连三次公投都是人数不过半不成案，显示民意根本不支持。除了浪费国库、以公投民主之名为民进党拉选票，别无意义。
第三，2004年大选前一天，发生了莫名其妙、突如其来的两颗子弹事件。国民党为此主动终止了当天的竞选活动。做为执政党的民进党，为公平起见，不仅要做出相同的举措，更应该暂停或推迟大选，调查真相。不料，民进党却选举不停并借助这两颗子弹的效应翻盘，以极其微弱的优势赢得大选，但却引发了一场大规模的民众抗争。而这场抗争居然被陈水扁称之为“柔性政变”。而当陈水扁由此被连宋告上法庭而败诉被要求登报道歉时，却蔑视法院置之不理。最离奇的是，陈水扁做为受害人，本应积极调查真相，查出凶手。不料，只有发生百万人大游行之后，面对压力他才现身提出要调查。而当国民党通过立法途径经由立法院投票通过成立真相调查委员会时，陈水扁居然再次蔑视法律，号召所有行政部门不予配合，致使真调会无法开展工作。
第四，无视台湾当前宪法，屡屡发表违宪议论。包括他所提出的两岸是“一边一国”、面对红衫军反对其贪腐的“天下围攻”，甚至口出“戒严”，直接挑战台湾人民甚至民进党自己的政治底线。至于大选前，更提出这不是政权移交，是主权移交的极端违宪议论。甚至公开发表怎么把权利交的出去的反民主议论。毕竟在台湾目前的政治形态，权利交给谁是台湾人民的选票说的算，而不是陈水扁说了算，这种把权利当成自己的私物而私私相授的言论出自陈水扁之口，真是民主莫大的讽刺。
第五、民进党获得执政权后，虽然治国无方，但却迅速的贪污腐化下去。陈水扁在任时，他本人及其家族、政党主要干部就开始不断地涉案，但相较于民进党下台后，由于瑞士揭发才曝光的弊案，简直是小巫见大巫。特别是随着案件的调查深入，到目前为止，案件居然涉及除教育部以外的所有部门：“内政部”、“外交部”、“国防部”、“财政部”、“法务部”、“经济部”、“交通部”。 这不但破了台湾记录，应该也是世界记录，成为全体华人之耻。台湾是华人社会中第一个按照西方模式建立起的民主制度。其成败兴衰、经验与教训对其他华人社会都有宝贵的借鉴意义。而民进党的八年所为，不仅让台湾民主蒙羞，更打击了民主的正当性。毕竟，一个制度并不是人民追求的目的，而是希望由这个制度带给人民更好的生活、更廉洁的政府和更安定和谐的社会。而一个制度的合法性和正当性也是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这恐怕也是中国政府提出的看一个国家和地区是否民主，并不是仅仅看是不是有没有一天的民主，而是治国的成效。而民进党的八年执政不仅让世人看到了民主的成本和代价，更看到了实践层次（不是完美理论层次）的民主真实的表现。显然，中共改革开放之初提出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也同样适合于台湾和号称普世价值的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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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金融危机风暴中的中国
2008年，始于美国的次贷危机终于演变成漫延全球的金融危机。整个世界特别是西方哀鸿遍野。全球迎来1929年以来最大的一场经济危机。对于2001年加入世贸组织、当今最大的新兴经济体中国，自然也难以置身事外。但由于中国独特的国情和发展模式，却也具有了与其他国家完全不同的特色。
第一，中国的独特优势
首先，由于中国金融没有完全开放，特别是资本市场仍然在国家的有效监控之下，因此中国的金融业没有受到直接的冲击。其次，由于传统和社会保障尚不健全的影响，中国百姓持保守的消费理念和行为，既没有借款购房，更不会借款投资或投机股票市场。因此，不仅没有次贷问题，而且即使个人投资失误，由于大多是个人资产，损失仅限于自身，没有传导效应。第三，中国是世界外汇储备第一大国，有着超强的抗风险能力。而且巨额的外汇储备也大都投资于美国几乎没有风险的国债，而不是金融衍生品等“毒债券”。因此，尽管华尔街五大投行全军覆灭，但中国的损失极小。第四，中国由于仍处于工业化中期，对能源的需求不仅是长期的，而且数量庞大。而目前的金融危机造成石油等资源价格狂落，从而减低了中国的发展成本，也是中国逢低吸纳建立储备的大好时机。
第二，中国受到的不利影响
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拉动经济增长主要靠（国内外）投资、进出口贸易和内需。但由于中国的独特国情，内需一向是最弱的一驾马车。投资和对外出口起了主导性的作用。但在金融危机的影响之下，全球处于衰退的边缘，不仅海外投资开始减少，而且国外需要大幅下滑。这种效应在第三季度开始明显显现。与西方危机从金融业向实体产业转移不同，中国首先受到影响的却是实体产业。大量的出口加工企业由于订单减少而陷入困境，甚至不断有公司加入破产行列。许多企业进入停工半停工状态。以至在十一月就出现了农民工返乡潮。房地产业也受到明显的冲击。(中国的股市一向不具备市场晴雨表的作用，故当前的股市下跌尚无法视为经济的反映)。特别不利的是，中国在经历长达五年的双位数高增长后，经济周期进入下行区间，竟意外的与全球金融危机重合，致使中国面临的局势进一步严峻起来。反映到宏观经济上，经济增长速度五年来首次降到10%以下，企业利润和财政收入均明显下滑。而与此同时，相对于全球的哀鸿遍野，仍然健康的中国却承受着来自西方甚至全球援助企盼的压力，这对中国来说不仅是责任，也是利已之举，更是借机提高人民币国际地位和加大国际金融话语权百年一遇的机会。但是中国也有自己亟待解决的问题，而且援助也有着高风险，弄不好更会使自己深陷其中。
第三，中国的应对措施 面对国内外的复杂局势和百年未有之乱局，中国政府开始以东方特有的智慧潇洒的亮出大手笔。首先与俄罗斯签订高达二百五十亿美元的援助协议。根据协议俄罗斯将以石油做为交换，同时以人民币做为结算单位。而这一模式也将用于西方任何一个国家。中国不仅占据道德制度点，而且不会动用宝贵的外汇储备，更可得到我们需要的战略资产。而用人民币结算，不仅可以避开汇率风险，同时也不动声色的提高了人民币的国际地位和中国的国际金融话语权。其次，批准了高达一万亿元人民币的四川灾区重建计划和高达两万亿元人民币的铁路建设计划。如此巨额的政府投资，前所未有。将极大的拉动内需，刺激经济发展。而全球危机过后的中国，基础设施也将跨入世界先进行列。随后不久举行的国务院会议上，温家宝总理系统的列出拉动内需的十项具体措施，高达四万亿元人民币。第三，运用货币政策，三个月两次调低银行存款利率，暂停征收利息税，刺激消费。同时几年来第一次提高出口退税率，加大了对出口企业的扶持。减少股市交易印花税，稳定股市。而对各地政府自主展开的救（房）市行动，预以默认。可以说每一项举措都有着充分的针对性。第四，11月9日，在巴西举行的G20财长会议上，世界四大新兴经济体中国、印度、俄罗斯和巴西第一次采取共同立场，要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国际金融机构进行改革，让新兴经济体有更大的发言权。从而向世界发出了强烈而清晰的信号。
11月4日，奥巴马成为新当选的美国总统，不久，他公开呼吁全球展开第二波救市行动。11月15日，全球史无前例的G20将在美国首都华盛顿召开。11月底，中国将举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全球也将再次聚焦中国，翘首以待中国如何扮演救“市”（世）主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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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何以不会发生美国式金融危机？
11月15日,史无前例的G20首脑峰会将于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讨论的中心议题则是如何应对当今世界唯一超级大国美国引发的全球性经济危机。而以受冲击国而非问题国甚至以救助者身份亮相的中国倍受瞩目。想必球都有一个共同的疑问：何以改革开放仅仅三十年、实现市场经济不过十八年而且以西方为榜样的中国居然十年间两次躲过经济危机的冲击，并两次不得不扮演了施救者的角色？
首先，从制度层面上看，中国政府务实、谨慎、果断、创新、有效监管的施政原则和经济政策是首因。
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爆发前几年，中国也出现了经济过热、股市疯涨等泡沫现象。中国政府顶着压力果断采取治理整顿，将泡沫刺穿，经济成功实现“软着陆”。从而确保中国安然度过不久之后发生的东南亚经济危机。特别是当周边所有国家包括日本都采用降低汇率、以邻为壑的做法之时，只有中国负责任的坚持承诺人民币不贬值，利人利已，发挥了与自己当时国力不相称的作用和责任，赢得世界喝彩。而危机过后中国的国际实力和地位大幅提高，人民币在东南亚的地位也迅速攀升。中国也成功的将“危”转为“机”。
2003年至2004年间，中国金融业面临前所未有的危机局面。随着改革的全面深化，大量国有企业破产后造成的损失均有银行承担，坏账呆债达40%，海外甚至宣称达到70%。可以说银行业成为中国改革成本的最后买单者。西方则乘机要求中国开放金融业，而国内的部分精英也遥想呼应，提出将金融资产出售给西方，以作为解决之道。然而，中国政府出人意料的从改革开放积累起来的巨额外汇储备中拿出三百亿美元注资各大银行。这一世界经济发展史上少见的创新之举收到了奇效。不仅没有增加财政支出，而且各大银行迅速摆脱困境，并纷纷跻身世界前列。从而为抵御今天影响全球的金融危机提供了保障。
2008年，肇始于美国的次贷危机全面演变成金融海啸。中国又以独特的救市方案展现了中国政府超凡的智慧。中国与深受冲击的俄罗斯签订了高达二百多亿美元的援助方案。而俄方则以石油做为交换，同时以人民币做为结算单位。中国此举可谓多赢：不仅占据了道义制高点，还获得了中国需要的战略资产，更由于以人民币结算，既可避免汇率变动的风险，大大提高了人民币国际地位，更加大了中国国际金融话语权的份量。显然，在既将举行的G20会议上，中国政府也将再次成为最大的赢家。
其次，从国民性和传统来看，中国保守的消费和投资习性是第二个避免危机的主因。
美国问题产生的根源之一在于其百姓的超前消费、借钱消费甚至借钱投资。其庞大的债务链将银行、保险等行业紧紧捆在一起。一个环节发生问题，迅速传导，从而导致全局崩盘。这就是为什么不过几百亿的次贷危机居然演变成全球性的金融海啸的原因。而相反，中国向来是存钱消费和投资，甚至存钱不消费。这固然造成了国内需求长期不振，但高储蓄率也为中国的发展提供了宝贵的资金，更使得中国不会产生类似于美国的金融危机。比如，中国百姓往往使用自有资金购房或投资股市，即使投资失误受损，也仅仅限于自身，不会发生传导作用。另外还有值的一提的是，中国和美国都没有全民医疗保险，这对于中国来讲是进一步加大了这种传统消费特性，而对美国却毫无影响，百姓仍然我行我素，从而造成危机来临之时，后果会异常放大。
最后，中国的改革开放是采用资本主义方式来发展经济，这和西方是资本主义制度有着根本的差异。就如同美国可以采取社会主义方式如国有化、行政干预来求市，但却不是社会主义制度一样。但从三百多年来资本主义的发展历史来看，经济危机是这种制度根本性矛盾所决定的，是不可避免的。资本的疯狂逐利性决定了这场危机终而复始，前消后生。特别令人惊醒的是，在这场危机中，全球三大监管机构全部失灵，将各种垃圾债券鉴定为一级，从而获利颇丰，成为共犯和帮凶。而执政党为了一党之私，既不想改变选民寅吃卯粮的习惯，以免丢失选票，另一方面又放任资本作恶。终于在无法持续的临界点上爆发全面危机，拖累世界。显然，这个根源就不是什么措施所能解决的了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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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云林赴会考验台湾“原始民主社会”
在台湾,令其自豪的有两件事。一是中华民国是亚洲第一个共和国。二是台湾是世界华人第一个民主社会。然而，正如世人所知的，中华民国短短的三十七年间带给中国的却是无穷的灾难：无休止的军阀混战和内战、从上到下的严重腐败、两次复辟闹剧、一次危及生存的外敌入侵、国土分裂。到中华民国在大陆走进历史的时候，中国人均寿命不足三十岁，文盲率高达80%。可以说中华民国37年是中国近现当代历史最为黑暗的时期。国民党政府退居台湾后，在“戒严”的历史氛围中实现了经济起飞和社会的现代化，并在蒋经国晚年开启民主之路。在二十余年间，经历四次领导人直选，两次实现政党轮替，被美国树为第三波民主浪潮成功的典范。然而，民主化后的台湾却呈现了暴力（语言和行为）与谎言（台独建国）交织，民粹与民主齐舞，经济恶化与执政党全面贪腐交想辉映、社会对立与蔑视法律共呈的一场乱象。被世人称之为“全球最大的笑话”。2008年11月3日，大陆海协会会长陈云林历史性的展开五天四夜的台湾之旅。这本是台湾社会借机展现自己民主成果的大好时机，不料却意外的在世人面前再次戳穿了台湾民主的神话。
首先，政党恶斗再次超越“国家”利益。做为官方授权但为民间机构的海协会代表团赴台湾洽谈“三通”等完全是与两岸民生直接息息相关而与政治无关的事务。而两党却借代表团来访展开了“内政”的攻防。国民党希望会谈成功拉抬低迷的民意支持率。民进党则希望杯葛两会会谈而凝聚泛绿士气，减弱或摆脱陈水扁贪污案带来的冲击。此外，陈云林抵台之前，由于发生了海协会副会长张铭清台南被打事件，于是做为东道主的国民党以前所未有的维安措施预以保护。而民进党则借机发挥，直斥台湾变成“警察国家”，陈水扁则指是“台湾民主最黑暗的一天”，是全面的大倒退，并在全台发起一波高过一波的抗议浪潮。而更为令人啼笑皆非的是，民进党居然不惜违逆自己立场定位、重拾冷战时期国民党的做法，以自己一向厌恶的“中华民国国旗”、“反共歌曲”、成立台湾青年反共救国团等方式来杯葛，甚至打着“反共产消灭匪帮！杀消灭万恶共匪！”等荒唐莫名口号，这种历史时空倒错，实是非夷所思。
其次，台湾民主发展阶段屡屡无法根绝的暴力传统再次得到彻底表现。1978年12月，台湾发生“美丽岛”事件，就是以现在民进党骨干组成的游行队伍诉诸暴力导致的。而台湾民主化后，正式组党的民进党更是以街头民主、暴力民主为主轴，直至成为执政党。然而上台腐败下台暴力仿佛成为民进党的宿命。2008年丢失政权后的民进党再次以暴力面目出现在世人面前。陈云林刚抵达下榻宾馆，四名民进党中市“立委”就挂出充斥语言暴力的“陈匪云林滚出去”的巨额横幅。随后暴力事件逐渐升级，先是大陆三名记者被围被追打（后期台湾记者也面临相同命运），再是代表团出席国民党主席吴伯雄的宴请后，居然被围困八个小时，创造“史上最长的饭局”纪录，同时发生首次流血冲突，直至最后一天民进党组织围城活动酿成台湾十年间最大的暴力冲突事件。
第三，台湾社会虽有民主的形式，但却缺乏对法律的尊重甚至法制。1978年，美丽岛杂志申请纪念世界人权纪念日大会被拒，却依然决定照期举行，结果引发警民对峙和冲突。由于宪警“打不还手，骂不还口”，结果在铁条、木块、砖头的攻击下造成一百八十余人受伤。无独有偶，在台湾已经民主化的今天，又是在世界人权六十周年的纪念日，民进党提出围城申请又被警方拒绝。然而民进党再次蔑视法律，声言照样举行，台北警方无奈，只好在围城前一天晚预以追认批准。结果酿成空前的暴力流血事件。事后，民进党指责《游行法》是恶法，可是在他们执政的八年何以没有进行修改？事发后第二天，再次发生数百位大学生违法集会，抗议警方“过度滥权”。显然民进党的榜样已经完全恶化了台湾的法制意识。
于是本来可以成为展现台湾民主奇迹、两岸积极互动、改善两岸民生的陈云林台湾之旅却意外的成为台湾民主真假的试金石。想必大陆也进一步达到了分裂台湾、展现恶质、原始台湾民主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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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大选与台湾民主
2008年，有两场选举最为全球华人瞩目：一是美国大选，二是台湾。而恰合的是，这两场大选都创造了各自的历史：美国选出历史上第一位黑人总统，打破了其近三百年历史上的“白人、基督徒、盎格鲁-撒克逊”的传统模式。台湾则在民主化二十年后，实现了第二次政党轮替。美国的选举结果得到了全球性的一致赞誉和认同。也冲淡了金融危机对美国模式正当性的打击。台湾则凭借这次选举得到了美国布什总统“亚洲民主灯塔”的极高赞誉。
美国和台湾，有许多相似性。比如都是移民社会，都采用党内公开初选和竞争的方式产生候选人。这和许多民主国家以暗箱操作、党内妥协、指定等方式产生党内候选人形成鲜明对照。而且其制度的正当性都突出的体现在选举结果上。然而，两者在实际运行中却相差甚远。一个被称为伟大，一个却成为负面教材，甚至被称为“全球最大的笑话”。
从历史的角度看，美国是人类历史上绝无仅有的个案。它不仅幸运地避开了封建专制，也很幸运的避开了独裁统治，它也没有通过革命和流血就得到了别人通过革命和流血才能得到的成果。别人参与世界大战，即使是战胜国，也会元气大伤，只有美国可以做到在战争中发展壮大。我们可以说美国不仅是伟大的，更是唯一和不可复制的。这一点也体现在美国此次选举上。
美国这次选举，无论是从过程、结果还是选后候选人的表现都堪称完美。有选举的激情，但没有社会的撕裂。有相互的公开辩论，但没有低劣的人身攻击。整个社会更没有暴力：无论是语言暴力还是行为暴力。虽然麦凯恩主张“国家至上”，但却没有出现民粹性的民主选举。而身为执政党的现任总统布什，更没有冲到前台对自己政党的候选人进行支持或者影响甚至主导候选人的竞选。特别值的一提的是，这次没有出现攻击其他国家来为自己选举所用的选举策略，也没有出现国外第三方利益相关者试图影响美国大选的痕迹。而更为锦上添花的是成熟民主国家所较为少见的高投票率。最后，还需要肯定的是，此次和大选同时也举行了国会选举，从而大大降低了整个国家选举的成本。本次选举，正如麦凯恩败选后所称的：“奥巴马参议员实现了他个人的伟大目标，同时也实现了这个国家的目标。”
而反观以华人为主的台湾社会，却呈现几乎另一番相反镜像。
首先，整个选举仿佛并不是一个民主社会正常的对权利来源合法性与正当性的追求，而是一种你死我活不共戴天的尖锐对立。选举中双方大肆宣扬的是如果国民党败选将会分裂甚至不复存在，民进党如果败选则会几十年沦为在野党。仿佛败选就是末日来临，生死存亡。于是在这种气氛下，极端的主张和极端的选举行为屡见不鲜。许多令人匪夷所思的事情频频上演。国民党叫嚣要把“中华民国赢回来”，民进党则宣称“这不是政权移交，是主权移交”。在任“总统”陈水扁甚至声称如何把权利交的出去。马英九由于出生于香港，这就成了他的原罪，以致他不得不一再极端的声称：自已烧成灰也是台湾人。这和美国可以选出黑人总统来简直是天壤之别。就是法国，出身于第二代匈牙利移民、并无法国血统的萨科奇在竞选总统时也同样无需如此为自己的法国认同进行任何辩护。可以说台湾的民粹式民主尽管没有最终决定选举的结果，但却影响却仍然十分的强大。这也是为什么在选举过程还出现了“教育部”官员攻击辱骂候选人过世亲人的恶性事件。
其次，身为“总统”的陈水扁深度介入民进党的候选人选举。包括选举策略，主导选举议题，不惜动用行政资源力挺。以致外界屡屡质疑究竟是谁是候选人？而且，出于选举需要，在他的主导下发动民进党执政期间的第三次公投绑大选。而大选的议题--加入联合国，并不具公投所必备的“迫切性、全局性和可操作性”三原则。在当前的国际环境下，民进党发起入联诉求根本是天方夜谭，绝无可能。而且违背迫切希望把陷入困境的台湾经济解困的主流民意。除了浪费大量公币，增加选举成本，满足一党之私别无他用。这和美国大选与国会选举同时进行形成鲜明对比。
第三，台湾的选举被外力包括美国和大陆所强烈影响。选举前夕，民进党邀请在台协会前理事夏馨访问台湾，希望拉抬声望。美国政府随之对她下达封口令。四年前曾来台调查“枪击案”的著名华人鉴证专家李昌珏选择此时透露四年前没有公布的调查内容。随后，针对马英九“绿卡风波”，美国终于在选举前松口，承认马英九的解释。这一系列的信号，清楚向台湾民众发出了抛弃民进党的信号。这和四年前美国以暂不承认大选结果的承诺，要求连战等放弃抗争但随后不久就将承诺抛之脑后大不相同。这也是李昌珏当年隐瞒今天公开的原因所在。而大陆，自台湾民主化后就一直试图影响选举结果。并由过去军演、喊话等直接僵硬的方式转变为潜移默化、隐居幕后甚至借助美国等手法。而被周边强邻所影响是台湾的宿命，无论其民主与否，独立与否。这也是美国民主成功无法复制的因素之一。
最后，此次台湾选举令人诟病的是内政和民生让位于对大陆的攻击和丑化。在许多民主国家，对外部事务的争论和对立是常见的现象，但象台湾这样成为选举的主流却是相当罕见，至于刻意丑化和攻击则更是几乎全球绝无仅有。双方争辩的是大陆的西藏，大陆的人权，大陆存在的各种问题。只是选民要问这究竟是选的谁的领导人？这种丑化和攻击远远强大于自己的第三方而拉取选票的做法，简直是饮鸩止渴。
关于台湾民主令人失望的实践表现，有多种解释。有认为台湾还是一个年轻的民主社会，还需要学习。只是泰国七十年了，印度六十年了，还仍然是民主的负面典型，甚至无法保证政局稳定和民众的温饱，而台湾的民主还需要多少年？也有认为，台湾的民主发展很不幸的和统独整合在一起，是统独之争压倒民主。也有认为，台湾的民主发展过快，超越了自己的发展阶段。但显然台湾的例子可以验证：一旦走向民主化，将出现失控式极速发展的现象。
面对台湾民主的困境，美国学者、密执安大学哲学教授科恩（CARL COHEN）的观点或许颇有意义。他在其专著《论民主》（商务印书馆）的第五部分第十四章《为民主辩护》提出：首先，我要声明，我不打算为所有社会的民主辩护，或为一切情况下一定社会的民主辩护。过去曾经有，将来也一定会有，不宜或者不能实行民主的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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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巴马当选的三点感想
奥巴马，美国历史上第一位黑人当选总统，这是我最不愿意看到的结果--尽管从美国历史上看我知道这是必然的结果,而且仅仅就我个人恶好也非常希望奥巴马可以胜出。但是他的胜出大大增加了美国制度模式在世界上的正当性--尽管奥巴马当选后什么也改变不了。包括经济危机，包括美国发动的战争，包括继续把人权做为外交工具，也包括继续拿台湾和西藏与中国博弈。但仅仅换了一个人，一个黑人，便在全世界掀起一股狂热的认同潮。而不是去想想，何以近三百的历史上，到今天才出现了第一位黑人总统（可否给中国三百年的时间去改变？）。正如同中国的成功崛起模式对西方造成威胁一样，奥巴马的当选也对中国的模式造成了威胁。而且由于金融危机而正当性大减的美国模式又开始触底返弹。拥有更大正当性的美国，在国际事务上会更加强横，这个世界可能反而变的更不太平。中国面对的压力--国内外的压力加速升高，增加了中国三十年成之有效的发展道路脱轨的可能性。众所周知，麦凯恩竞选口号是美国至上，做为中国，毫无疑问也要从中国至上来看待美国的大选结果。
奥巴马创造历史，这和1929年经济危机后选出的罗斯福有惊人的历史相似性。在大危机背景下当选的罗斯福也创造了美国历史：这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位也是唯一一位残疾人入主白宫--这在整个人类历史上都是极为少见的。显然在大危机面前，美国人已经什么都不顾了，当时的媒体甚至公开认为：即使罗斯福一把火烧掉国会，他们也会双手赞成。而奥巴马能够创造历史，很大的原因也在于此。在华尔街纷纷倒闭之前，民主、共和两党的支持率基本上相差无几。但随着危机的全面来临，奥巴马开始一马当先，并最终以极大优势问鼎。显然，美国人民在前所未有的危机面前，以及近三百年不断进步的累积效应的作用下，终于把奥巴马推上历史舞台。
第三，奥巴马执政后，面对两场战争一场危机:伊拉克战争、阿富汗战争和金融危机，是成为第二个布什，还是台湾的马英九，还是历史上的罗斯福，将再次决定着美国模式的正当性。如果美国人民在放弃种族意识的代价下（毕竟在今日美国种族意识仍然相当强烈的存在，对许多人来说，投奥巴马一票是违背自己的真实意愿而不得不为之），却换来第二个布什，这将比麦凯恩当选更加重创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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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本人关于民主的立场和观点可参看近期博文《一篇令我击节赞同的文章--评章文先生《遥远的大戏》 》
民主何以击沉台湾经济？
六十至七十年代，处于白色恐怖和戒严时期的台湾实现了经济起飞，迅速跨入经济发达国家行列，奠定了其做为亚洲四小龙龙头的地位，被誉为台湾奇迹。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期，台湾在晚年蒋经国的推动下，走向民主之路，历经二十年，成功和平转型，实现了两次政党轮替。不仅被视为第二个台湾奇迹，更被美国总统布什誉为亚洲的民主灯塔。然而，伴随台湾第二个奇迹的却是其经济奇迹的风光不再。到现在，曾称雄于亚洲四小龙的台湾已沦为亚洲四小龙之末，甚至被大陆一省超过。十年前，国民党元老陈立夫还自豪的提出以经援大陆一百亿美元的代价来换取两岸的和平和消除敌对，而现在，台湾则只能依赖大陆来提振持续恶化的经济。而造成这一切的根本原因，就在于台湾的民主。
台湾民主二十年，如影相随的却是民粹的抬头和大肆泛滥。从而造成台湾社会的对抗与对立。而打着民主和清廉上台的民进党则是始作俑者。民进党2000年借助国民党分裂的历史契机，以三成的得票率赢得大选，然而，并没有做好准备而仓促上台的民进党和扁政府的执政无能迅速暴露无遗。而且由于在执政之初就公然羞辱国民党的“核四事件”的发生，导致朝野互信丧失。而为了继续保持政权和执政的合法性，民进党以执政党之身，开始操弄、割裂族群，炒作民粹。从而把台湾民主之路引向民粹的道路，造成了台湾社会的长期内耗。而就在这种内耗中，台湾好不容易积累的的家底被迅速挥霍殆尽，经济发展停滞不前，活力尽失。
其次，过多过于频繁的选举在极大的消耗社会资源的同时，也使各政党均无心于“国事”，全力放于政权的角逐。台湾目前共有四大选举：“总统选举”、“立委选举”、县市长选举、北高选举。几乎每年一次。而每一次的选举都被拉升到全岛的高度，各政党无不全力以赴，做为执政党“总统”的陈水扁也不惜放下公务，全力辅选。而每次选举，从提名到最终选举，各项准备工作时间都要长达半年甚至一年。而每次选举结束不久，下一次选举又接踵而至。于是周而复始，整个社会的焦点都在选举上，哪里还有余力治“国”？除了这些选举，民进党为了一党之私，更发动了三次并多大无民意支持、毫无必要性和迫切性的公投。三次公投均由于人数不过没有成案就是明证。然而，全岛性的公投不仅费縻公币无数，更引发两党围绕并无多大意义的公投而投入巨大人力和物力针锋相对的博弈。
第三，自被称为台湾民主先生的李登辉开始，泛绿势力就奉行大陆已经抛弃的文革时期实行的政治挂帅，意识形态至上的做法，并用于指导台湾的经济发展。先是李登辉提出“戒急用忍”政策，改变了过往台湾以大陆为腹地和投资重点以及力图建立亚太营运中心的做法。对台资进入大陆设立种种限制，同时要求台资东进。到了民进党时期更是如此。结果不但东进政策以损失惨重而告终，更错过了大陆经济迅速发展的良机。而民进党出于意识形态和执政的需要，故意不断挑衅大陆，严重恶化了两岸的关系，战争的阴影始终挥之不去。在这种情况下，大量外资纷纷离台，而台资本身也四处寻找避身之处。台湾不仅面临着外部的大失血，而自身的造血功能也大大削弱。
第四，台湾通过选举产生的两位领导人，一位率全家、全党、全体执政团队（只有“教育部”幸免）贪污腐败，不仅损国利已，更重创台湾道德底线。另一位则无力无能。面对台湾的困境，日做愁城，束手无策。至少从目前的情况看，台湾人民至少再四年的代价是要付定的了。
就这样，一个曾经名列亚洲四小龙之首的台湾，民主化不过二十年就沦落到如今的地步，而且仍然看不到前途何在。1929年哪场经济大危机，引发了全球对资本主义制度的质疑和否定。罗斯福就职之日，胡佛送给新政府一句话:“我们已到了山穷水尽的境地，我们无能为力了。”甚至到了1933年，美国前总统柯立芝在死前4天还在哀叹:“举目四望，看不到任何希望。”这场危机一个甲子过后，俄罗斯上世纪九十年代民主化造成的空前惨剧--被称为俄罗斯三百年来最为黑暗的时期，直接导致了在西方认为是“开历史倒车”走向“专制”但却政治稳定、经济发展、生活大幅改善的普京时代的来临。如果台湾仍然在可见的将来无法提振经济而继续恶化下去，当人民连温饱也无法保障的时候，1929年和俄罗斯的一幕将会在台湾重演。毕竟，一个制度并不是人民追求的目的，而是希望由这个制度带给人民更好的生活、更廉洁的政府和更安定和谐的社会。而一个制度的合法性和正当性也是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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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十年流亡看达赖的最后绝唱
1959年达赖逃离西藏，自此便开始了其身不由已、流亡海外的生涯。其和中国的关系和立场也随着西方的需要不断调整。冷战期间，他接受美国的援助，成为美国全球冷战战略的一个棋子。此时，他持激进的暴力和独立的立场。1979年中美建交，成为事实上的对抗苏联的战略盟友。达赖也不得不将立场软化，开始转向附加诸多条件的“高度自治”。冷战结束后，中美战略合作关系的基础不复存在。而曾被西方当做苏东集团“演变”样本的中国却由于苏东集团的崩溃成为反面教材。于是对中国的遏制成为西方的首选。也就是在这个背景下，达赖获得政治性色彩强烈的诺贝尔和平奖。这个时候，达赖的立场再次发生调整，独立再次成为其核心诉求。这样,八十年代双方重启的对话大门再次关闭。然而出乎所有人意料的是，中国不仅没有垮掉，反而成为所有转轨国家最为成功的范例。并迅速崛起成为世界经济第三强。2001年“9.11”事件爆发，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转而与中国再次结盟，全面合作。在此背景下，达赖只得再次转向，以“中间道路”自居，倡导非暴力、自治。甚至于2007年公开承认自己是中国人，愿意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框架内解决西藏问题。然而，此时，达赖已经丧失了其和大陆谈判的最佳时机。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国拨乱反正，中央政府主动与其接触。哪个时期，大陆需要尚算年富力强的达赖发挥安定西藏、改善与西方关系的作用。然而，达赖错判形势，从此双方丧失互信，而且随着大陆的迅速强大，西方的积极合作，再加上达赖年事已高，其意义和价值丧失殆尽。这也是达赖一再向中国示好、让步和双方谈判无法取得进展的原因。毕竟，谈判是需要筹码的，没有筹码或者只能是无条件让步，或者因一方要价过高而陷入僵局。这就是近几年双方的现状。本来,这种状态将不出意外地持续到达赖自然退出历史舞台,不料,2008年却给了达赖另一个也可以说是最后一个机会。
2001年，北京以绝对优势获得奥运会主办权。西方这一次没有阻挠的原因之一在于希望奥运会能够使中国向他们所希望的方向演变。然而，几年过去了，中国不但没有走向西方所期待的道路，反而以出乎想象的速度增长和崛起。这令倍感威胁的西方十分的不适应和难以接受。于是在这个背景下，达赖抓住这百年一遇的机会奋力一搏，几乎造成了东西方的实质性全面对抗。但是令达赖不得不失望的是，实力毕竟是决定一切的最终因素。这场对抗以西方的无条件妥协告终，而他和大陆的关系则越来越远。而差一点因为和本国利益毫无关系的西藏而与未来第一大国交恶的西方政治家，痛定思痛，也开始进行政策的调整。这突出的表现在曾站在这场东西方对抗最前沿的法国身上。事件过后几个月，曾在这场对抗发挥过巨大煽动作用的记者无疆界的创始人、秘书长梅纳尔不得不黯然辞职。随后，两家主流电视台前所未有的打破几十年的禁忌播出负面表现达赖的纪录片。在这些纪录片中，达赖违反宗教自由镇压其他教派的行为被揭发，过去达赖在西藏实施的残忍和落后的农奴制度也予以曝光。达赖的宗教、和平外衣和光环开始褪色。显然法国已经意识到，过去出于冷战和反共需要的宣传是到了“拨乱反正”的时候了，否则，长期受蒙蔽和影响的民众，将会在媒体和左派政党的绑架下再次做出不符合法国利益的行为。法国为代表的西方转向，对达赖的打击是致命的。达赖所有仅剩的资本就是西方道义上的支持。一旦这个也失去，他将真正的一无所有。此外，美国资贷危机发展成为全球性的金融危机海啸，西方不但自顾不暇，还需要中国的帮助。显然，这场危机不会短时期结束，而且危机结束后的世界将面对的是一个更为强大的中国。显然，时间已经完全在中国一边。就在此时，达赖身体突然出现状况，不得不两度住院治疗。尽管很快治愈出院，但已过古稀之年的达赖危机感空前增强。面对来自内外的前所未有的不利环境，达赖不得不铤而走险，冒着违逆西方“普世价值”的风险，公开宣布放弃长期宣扬的非独立、非暴力的“中间路线”，发出了他一生的绝唱。希望以此重新引起西方的关注和同情，以及给予他视为生命般重要的支持。同时，也给即将举行的今年第三次与中央政府的谈判施压力。
然而，就象过去失算一样，达赖这次仍将不得不咽下自酿的苦果。达赖做为一张西方遏制中国的牌，在全球金融危机和中国强大的背景下已失去了意义，甚至成为西方的包袱，而急于甩掉（如法国）或象征性的保持体面的关心（如美国布什的电话慰问）。如果达赖真的放弃得到西方支持的“中间路线”，反而为西方抛弃他提供了借口。而且特别令达赖想不到的是，如果这个时候他离开人世，却居然最符合中国和西方的利益。对于中国来说，正处于困境中的西方难以再借题发挥，达赖的最后效应将消于无形。而对于西方来讲，如何在不付出代价或极小代价的情况下得到中国的援助是最为迫切的，而与西方利益无关的达赖如果这个时候离开人世，正好借顺水人情压中国让步，等于是无偿的得到中国的援助。只可叹，困兽犹斗的达赖，想不到1959年掀开的悲剧一生，将会是怎样的一个凄凉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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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美救市展现中国超凡智慧
美国百年一遇的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尽管以相当罕见的效率通过了7000亿美元的救市方案，然而仍然未能阻止金融危机的进一步漫延和发展，并向全球性经济危机的方向演变。在这个时刻，美国和西方国家联合向中国呼吁援助。中国从而面临了自1840年以来从来没有过的历史变局。西方的援助要求，对中国来讲充满了诱惑、机遇和风险。
首先，无论从道义上还是从自身利益上，中国都无法袖手旁观，置身事外。中国自2001年加入世贸，成为经济全球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与全球经济可谓一损俱损，一荣俱荣。而且，中国庞大的外汇储备大多是美元债券。如果美国经济崩溃，中国也将身受其害。第二，中国虽然有近两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但投资于美国债券就占了近一半。剩下的一半中国还要用于自身的发展，而且还要保证能够抵挡或不受金融危机的冲击。并没有多少可以直接运用的资产来救助美国。况且美国何时能够走出金融危机尚难预料。毕竟，日本整个九十年代十年间都没能从经济危机中挣扎出来。如果美国也是这种局面，中国的救助未必起作用，而且还会被美国拖入其中。这将对中国的经济安全造成重大威胁。第三，西方在金融危机的打击下，其意识形态和制度的合法性受到冲击和动摇，对中国的压力减轻，中国发展模式的正当性、被认可性迅速上升，是在全球全面确立中国模式的良好机遇。这将使中国在危机过后、大洗牌的国际格局中占据先机甚至主导地位。如果中国放弃，这样的历史性机遇将很难短期内再现。第四，中国经济发展到今天，已是全球第三大经济体，但人民币的国际地位和金融话语权与之并不相称。而现在发生的金融危机，也是提升人民币国际地位和提高中国国际金融话语权的最佳历史时机。
就是在这种错综复杂、利弊兼陈百年未有之时局，中国却以过人的智慧轻松化解：中国的救助方案通过与俄罗斯高达200多亿美元的石油交易揭开迷底。即以援助换石油，而且以本国货币结算。而这个思路也同样适用于西方。中国可以慷慨答应美国的救助请求，但美国将以中国需要的某种资产做为交换，更重要的是借给美国人的也是人民币！美国可将人民币按现在汇率换成美元，到期后再加上利息以人民币还给中国。此举，一是无须动用中国宝贵的外汇储备，确保中国的经济安全。而且中国出手援助，定会刺激美元的升值，这反过来又提高了中国外汇储备的含金量。二是一切以人民币结算，无论美元是涨是跌，中国都不受影响。美国借中国人民币，如同购买中国发行的人民币债券。三是人民币一下取得了类似于美元的地位，中国也取得了类似于美国才独有的国际印钞权。美国需要多少人民币，中国就印多少。就如同现在美国对全球的做法。从而大大提升了人民币的地位和中国的金融话语权。相信危机过后，人民币也将跃升为世界新的国际支付手段。由此，在席卷全球的这场金融危机中，中国的巧妙出手不仅在道义上占据了制高点，同时还确保了自己经济的安全。而且还顺理成章、自然而然无须刺激西方的提高了人民币的国际地位和中国的金融话语权。我们相信，危机过后，中国将以一个金融危机的拯救者、金融战争胜利者的姿态出现在国际舞台上。中国也将重新赢回几千年一直所拥有的世界性历史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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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篇令我击节赞同的文章--评章文先生新作《遥远的大戏》
我和章文先生以文相识、相怒、相斥、相绝。根源在于双方观点的南辕北辙。然而，刚刚拜读了其新作《遥远的大戏》，不由深为之共鸣。除了文章平和、理性，更是因为太多的观点令我击节而赞。我甚至深深怀疑过去激烈的争执会不会是一个误会。而且博友的留言也体现了同样的看法，质疑何以和我观点类似。 现不仿借此机会重温此精彩文章的要点（附本人的点评）：
1、半个世纪过去了，中国还只是遥望着民主的曙光。当然，在一个数千年封建传统浸淫的国度，实践人人平等的民主精神，显非易事，借鉴他国的民主实践，就成为必须的事情了。（显然对中国国情有着清醒的认识，也认识到实行民主的高风险和高成本）。
2、正如王冲所言：抛开一切意识形态的东西，问题的关键是，他们的经验我们可以如何借鉴，他们的教训我们可以如何避免。而要借鉴他人的经验和教训，首先得要全面了解他人的做法。（这是我本人多次声明批判民主的原因。）
3、正所谓，有什么样的人民，就有什么样的政府和领袖。（这句话同样适合两岸：有什么样的选民就有什么样的政府。今日台湾之乱象，台湾人民要负什么责任？大陆现在的民众素质会选出什么样的政府？）
4、金钱影响政治固然为人所不齿，但大家都知道这无可避免，如果能够花些钱搞选举，选出自己喜欢的人上台，他们愿意付出这方面的代价。（不错，点出了西方金钱决定政治的实质。但问题是花了极大代价选出的人选可能是如布什、马英九般无能，陈水扁般贪腐。浪费些纳税人的钱倒在其次，但却对这种选出领导人的方式的正当性产生冲击。）
5、今年5月份我以"国际访问者"的身份受邀前往美国交流，在和不少媒体人士沟通时，他们都流露出了对媒体越来越被少数大老板垄断的担忧，认为这将损坏客观报道的原则，侵害新闻自由。--（其实美国的新闻自由问题，无疆界记者已经谈到了。而且提出民主并不必然导致新闻自由。）
6、写过不朽的《论美国的民主》的托克维尔曾经说：除非你首先认识到维系民主制度运作的坚实宗教基础，否则你无法了解美国社会的任何事情。环顾世界，民主制度比较健康运行的国家基本上都是宗教信仰坚定的国家，例如欧洲以及美国。而缺少宗教信仰的国家实行民主制度，有的失败了，有的成功了。前者有墨西哥和菲律宾，后者有日本和韩国。--（宗教只是西方民主成功的一个原因，还有更多文化、历史甚至民族心理特性的原因，这些原因对其他国家有的可能是无法复制的。而且承认民主制度在一些国家的失败，实在是需要无比的勇气的。）
7、我无意在此发表我的观点，只想指出的是，民主和民主制度是有区别的，民主是指"以人为本"，体现了人性的普遍要求，已经成为普世价值。而民主制度是实行民主的载体，的确没有一定之规，只要能够真正保障人权，就是好的民主制度，反之，就是伪劣产品。--这是本文的精华所在，也是引起我大为击节赞叹的部分。也难怪有博友指出为何与我一向宣扬的观点相同。我也在此重申：有普世价值的民主，但没有一个放之天下而皆准的民主制度。但我不同意章文的一个判断：把保障人权做为好的民主制度的标准。西方民主制度诞生以后很长的一段时间，既无自由，也无民主，更无平等，有的只是对工人的残酷剥削和对反抗的无情镇压。以致著名学者秦晖学者提出西方民主是凝结着人民的血和泪的。当然章文的观点也受到激进网友的强烈批评,也附于上:你这是中国式的狡辩，民主和民主制度是两回事只是像中国这样的国家想向民主过度，又死鸭子嘴硬而已，我一开始就问你，你想告诉我中国很民主但非民主制度吗？不，中国不民主，但较以前有进步。 民主就是民主，没有什么西方民主东方民主之分，民主制度一定是放之四海皆准的制度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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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战出席亚太会议展现大陆主导两岸话语权
台湾第二次政党轮替推动了两岸的大和解和关系的全面升温，也标志着两岸进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新阶段。然而，随后不久却接连发生“马英九民意支持大幅下降”、“三鹿奶粉”、“张铭清台南被打”事件，元气大伤几近奄奄一息的民进党仿佛打了一针兴奋剂，迅速反弹活跃起来，力图重新抢夺台湾事务的话语权，并对即将首次历史性在台湾举行的海协会、海基会会谈蒙上阴影。两岸关系也增加了相当的不确定性和令人不安的因素。而就在此时，面对即将于十一月举行的亚太经合会议，大陆再次出招，同意国民党名誉主席、曾担任过“副总统”的连战代表台湾赴会，一举打破了大陆在亚太经合会议上十几年的原则坚持，再次震撼两岸。
大陆此举，最大的意义在向外界展示其对两岸事务话语权的主导。在过去的李登辉、陈水扁时代，大陆全面封杀台湾在国际上力图突破的任何企图，不允许台湾任何现任或卸任的高级人士出席亚太经合会议，甚至当2001年当台湾提名前“副总统”李元簇做为代表时，大陆不惜将台湾排除在亚太经合会议之外。面对大陆制订的两岸规则，台湾无计可施。然而，事过境迁，此番大陆开创性的同意拥有前“副总统”身份的连战与会，显示了不仅规则是大陆制订的，如何实施规则也是大陆所决定的。此种捻熟表现，颇有西方传统大国之风。更以此显示了大陆的自信：即使台湾再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