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鲁郑的博客

台湾民主二十年成败对大陆的启示

台湾自上世纪八十年代蒋经国晚年启动民主进程，到现在已经走过跌宕起伏的二十年。由于台湾是华人社会唯一一个效仿西方建立的民主社会，是已有五千年文化积演和几千年传统的中华民族首次。其经验、教训弥足珍贵，对大陆更有非常难得的参考意义。

台湾民主实践成功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首先是以和平的方式从一个威权的政体演化为民主政体。特别是2000年第一次和平的政权轮替，震撼华人世界。这种成功的和平演进模式，在全球都是相当少见的。从而避免了暴力形式的制度更替成本，充分显示了华人的智慧。其次，在二十年的发展过程中，虽然也由于政治纷争、社会问题导致的大规模冲突和抗议，但总体上没有出现新兴民主国家常有的军事政变和暴民现象，依然控制在法律的框架之内。第三，虽然民粹与台独借民主登上历史舞台，形成社会的对立与对抗，但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出现其他新兴民主国家曾出现的国家分裂的现象。第四，历经四次领导人直选，选民迅速成熟，民主的运转形式趋于稳定和完善，特别是2008年第二次政党轮替，把一个过去威权的政党重新送上执政地位，意义非凡。这一点可以从美国总统布什誉之为“亚洲民主的灯塔”的贺电可见一斑。此外，台湾的新闻自由指数高居全球第三十二位，甚至超过美国，居亚洲第一。至少从台湾的经验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如果仅仅是为民主而民主，华人社会不仅可以和平的得到民主，也能适应民主的运作形式。

台湾在取得上述成功的同时，也付出了相当的代价。这既可以认为是转型的成本，也可以认为是民主制度自身所不可能避免的。

首先，经济发展停滞甚至持续下滑。从民主化前的亚洲四小龙之首降为之末，甚至大陆广东一省的经济总量都超过台湾。目前台湾上下都把拉动经济的希望寄托在大陆身上。国民党中常委连胜文曾表示：大陆游客来台，会认为是到了第三世界国家。这和上世纪九十年代国民党大老陈立夫曾提出以援助大陆一百亿美元，换取两岸和平与统一的底气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台湾曾经拥有的经济优势和心理优势不复存在，而这种经济的持续恶化成为台湾民主正当性最大的威胁。

其次，民粹、分裂主义借民主走向历史舞台。由于族群对立、国家认同迥异而导致的社会对抗和动荡，使台湾面临分裂的危险。而且事实上也形成了“台北（认同中华民国）、台南（认同台湾国）”“一边一国”的现象。许多多民族国家在实行民主化后，民族主义抬头，严重的导致争和国家分裂，形成史无前例的人道主义灾难。如俄罗斯、南斯拉夫、格鲁吉亚。捷克和斯洛伐克和平分手算是一个特例。台湾民主化后，台独势力迅速发展，已经成为台湾社会（甚至东亚和全球）稳定的最大威胁。而民主民粹化，则对民主的正当性和合法性都形成了冲击。而实际上，台独只所以到现在还没有得手，除了台湾内部反独立的力量仍然强大，维持住一个暂时的平衡，更大的原因在于大陆的强大压力。

第三，民进党执政八年的严重腐败，重创、蒙羞台湾民主。特别是做为台湾最高领导人陈水扁及其家族、民进党精英高层、台湾调查机关、除“教育部”以外的所有部委（包括“法务部”）都卷入腐败案件。其堪称全球第一的腐败规模，震撼华人社会。然而，更令人失望的是，台湾民主化后建立的制度对陈水扁的腐败既无预防功能，更无揭发作用。如果不是民进党失去政权（可是如果腐败总要依靠政党轮替来解决，这个代价是不是太过高昂？），如果不是瑞士揭发，这场前无古人的腐败案就将石沉大海。还有令人难以接受的是，民进党至今仍无法与陈水扁划清界线，继续被其所影响和控制。而台湾之所以出现最高领导人的腐败案除了与民主制度本身有关，也与华人的传统有关。民主国家的最高领导人出现腐败几乎是西方民主制度的独特惯例。比较完善的西方民主国家如日本首相、意大利总理、法国总统、以色列总理不一而足，至于新兴的民主国家如俄罗斯、东南亚、非洲、拉美等国则从上到下的腐败更是惊人。根源就在于通过选举产生的有任期限制的这一民主体制。选出的国家领导人和一个大公司的CEO并没有实质性的区别。而且一旦候选人赢得选举，便拥有几乎全部的行政权利，难以受到党内和社会的有效制约。特别是有了任期保障，即使无能，甚至有些不大不小的瑕疵，也难以被弹劾（美国总统克林顿的性丑闻就是一例）。于是一个拥有巨大权利、又几乎不受党内和社会有效制约、同时又有任期限制的国家最高领导人走向腐败就变成西方民主制度的常态了。如果从东方文化的传统来看，往往把权力与人情作为主要思考点，缺乏对价值与信仰的终极关怀。陈水扁腐败案曝光后，民进党却选择了与陈水扁共进退。甚至所有的民进党立委都投票反对国民党提出的弹劾案。甚至还提出“本土政权就是最高道德”、“世界上哪个地方没有贪污”来为陈水扁辩护。更令人出奇的是，所有其他民主国家，一旦元首腐败事发，均声名狼藉，身败名裂，在屈辱、低调中度过余生，唯独台湾的陈水扁创了奇迹。不仅每天高调招摇过市，继续过问政局，甚至仍然得到泛绿民众的强力支持，其影响力远超现在的民进党主席蔡英文，这大概是中华文化的特例吧。

第四，大陆借台湾民主化实现了对台湾的分化与瓦解，为大陆赢得史无前例的两岸关系的优势。但从台湾的角度看却是被严重的削弱。1949年后，两岸形成对峙与竞争的关系。在台湾民主化前，是一个团结的台湾与一个团结的大陆相互抗衡，谁都无法对对方进行有效渗透，更遑论分化、瓦解。但台湾民主化后，政党利益高于一切，不惜牺牲台湾利益。特别是变身为执政党之后的民进党，在执政无方的背景下，为保住政权，大打民粹牌，割裂族群，制造蓝绿对立和社会分裂，台湾也由此陷于无休止的内耗。对国民党穷追猛打，视之如仇寇，恨不能将国民党消灭而后快。最终导致国民党主席连战毅然决定出访大陆，与敌对六十多年的中共相互一笑泯恩仇。随后不久，亲民党主席、新党主席均到大陆访问，至此，中共籍由台湾的民主达到分裂、瓦解台湾的目的。从民主的历史上看，一个国家或地区要成功避免外力的控制与影响，必须具备两个条件：一是足够强大，外力不能或不敢介入。二是选民和政党足够成熟，不为外力所影响。但显然，台湾还远远达不到这个程度。

台湾民主化的经验和教训对于同属华人社会的大陆有很强的现实借鉴意义。从积极的意义上看，如果大陆实行民主，可以以和平的方式达到目的，也可以成功的运用民主的形式。但从消极的意义看，大陆所付出的代价则可能首先是经济长期停滞。大陆改革开放不过三十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刚过2000美元，工业化进程刚到中途，如果经济停滞或倒退，其后果将是灾难性的。第二，国土分裂。目前中国面临三股分裂势力的挑战：藏独、疆独和台独。一旦大陆民主化，这些分离势力将迅速发展和壮大，在他们的影响下，蒙古等其他少数民族地区也将会群起而效仿。这样中国或者如同捷克与伐洛伐克一样和平解体，或者象南斯拉夫一样通过一场代价惨重的战争后被肢解，中国迅速被碎片化。第三，国家最高领导人的腐败。由于陈水扁的腐败是民主制度与中华文化的产物，我相信，中国民主化后将难以避免的重蹈覆辙。第四，世界各强国借助中国的民主对中国进行渗透和分化，就如同现在大陆对台湾的做法一样。除非中国的选民和政党成熟到能够摆脱西方各主要强国的收买和干涉的程度，但这需要相当长的时间。即使俄罗斯在叶利钦时代都无法做到，而是在付出十年的惨重代价国将不国后，特别是西方对俄罗斯的打压、分化和欺凌，才最终使得俄罗斯人民觉醒，从而迎来经济发展、政局稳定、国力复苏的普京时代----尽管这个时代已经被西方贴上了独裁的标签。

从两岸博弈六十年看何以民主危害国家利益?

1949年，仅仅成立37年的中华民国被中华人民共和国取而代之，仓皇间走进了历史。随后由于国际间的冷战，形成了两岸对峙的特殊历史时期。在台湾实行民主化之前，是一个团结的台湾对抗一个团结的大陆。双方都滴水不入，可以自身所能调配的全部力量进行全面的较量，谁都无法对对方进行有效渗透，更遑论分化、瓦解。然而，随着台湾的民主化，历史的契机出现在大陆面前。

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随着李登辉大力推动民主，国民党首先开始分化，部分国民党人出走后另组新党，并开始与大陆展开接触。而大陆也毫不犹豫的热烈回应。新党成立后，曾一度得到民意的高支持度，在立法院占有多个席位，中共的声音和影响开始借助新党在台湾立足。2000年，民进党战胜了分裂的国民党，取得政权。然而变身为执政党之后，民进党把政党利益放于首位，大打民粹牌，割裂族群，制造蓝绿对立和社会分裂。对国民党穷追猛打，对之进行“外来政权”的污名化，视之如仇寇。选举之时则大打割喉战，恨不能将国民党消灭而后快。台湾也由此陷于无休止的内耗，对抗和对立取代了过去整个社会的团结。而经济发展大为停滞，台湾的实力由此大损。2004年，民进党借助两颗子弹获胜，面对翻盘无望、正义难寻的现实，国民党主席连战毅然决定出访大陆，与敌对六十多年的中共相互一笑泯恩仇。国共两党再次携手，共同面对民进党的挑战。随后不久，亲民党主席、新党主席均到大陆访问，至此，中共籍由台湾的民主达到分裂、瓦解台湾的目的。而得到中共暗助和默契配合的国民党则在民进党执政无方的背景下，连续取得县市长选举、立委选举和“总统”选举的大胜。至此，两岸关系达到了对大陆最为有利的历史时期。不仅可以使中共放手全力实现经济现代化的战略目标，更大大削弱了西方对中国的外交勒索和压力。特别是面对西方对中国事务的干预，增强了中国的反制能力。今年西藏和奥运会两场东西方对抗，中国取得最终大胜，两岸的缓和居功至伟。这种结局，对大陆来说是大赢，对台湾则是大输，特别是对于民进党所代表的泛绿势力。至少从大陆一边看，相对于过去一个团结而经济繁荣的台湾，现在一个民主但衰弱、分裂的台湾更容易应对和控制。而这一切原因均在于民主社会中，政党利益往往超过国家利益，因此不惜牺牲国家利益而换取政党利益。这在一个国家或地区积弱时，而其周边又有利益相关者的强大邻国时，最易发生的事情。如果回顾历史，亚洲第一个共和国中华民国成立后也曾很快上演过这一幕。

1922年8月，北洋政府开始与苏联谈判中苏条约。此前，苏联为摆脱刚建国时的孤立，曾发表废除中苏不平等条约及从外蒙古撤军的“加拉罕宣言”。但双方在外蒙古撤军和中东铁路、庚子赔款问题上僵持不下。随后苏联便终止与北洋政府的谈判，转而与南方革命政府孙中山洽谈并发表《孙文越飞联合宣言》。在宣言中，孙中山表示在中东铁路问题上，目前只能维持现状。认同俄国军队不必立时从外蒙古撤退。这给北洋政府造成巨大压力。中国的内讧从而使外人得益。 而且孙中山也曾为了获得日本的支持而向日本主动提出主权交换，只是由于日本误判孙中山的实力，才没有应允。

冷战后，许多国家拥抱西方民主，也由于政党利益超过国家利益，各个政党分别为国际上不同的强权所支持或支配，从而造成国家动荡、分裂。这突出的表现在前苏联加盟共和国发生的颜色革命，奥运会开幕日发生的格俄冲突更为典型。甚至强大如美国者也避免不了国外势力对其选举的影响。比较著名的如2004年美国大选前夕，本.拉登突然亮相发表演说，被称为人类历史上最恐怖的助选员。

当然，从历史和现实看，还是有很多国家成功的避免了国外其他利益相关者借助民主的方式对本国进行的影响和操控。这基本可分为三类。一是国家十分强大，其他国家没有能力或胆量进行操控。如英、法、美等国家。英、法在封建时代就已是强国，转型为民主选举国家后，仍然如此。二是选民和政党相当成熟，不会再以政党利益出卖国家利益。象本.拉登针对美国的声明就没有达到目的（当然美国布什政府面对阿富汗和伊拉克战争泥坑，出于政党的利益而勉强坚持则属于另一种以政党利益牺牲国家利益的状况，但不属本文探讨范围）。除了老牌的资本主义国家外，还包括北欧等国。三是国家十分的弱小，几乎在国际上毫无影响力和意义，不值的去干预和影响。当然，还有几种特例，比如一个国家由于特殊的地缘政治现实，面临强敌，而不得不与另一个国家结盟。这种情况下，其他国家就难再参与进来。如巴基斯坦，由于印度的存在而与中国结盟，而且不受任何政党轮替的影响。再比如日本，虽然明治维新时期效仿西方建立君主立宪体制，但却是实君立宪，虽有政党竞争，但天皇是唯一最后的决策人。二战后，在美国的改造下建立民主政体。但一方面自民党通过选举的方式保持五十多年的一党执政，二是日本做为美国的势力范围，其他强权无法再染指。

最后，看我们中国。如果中国建立民主政体，将会有美国、英国、法国、日本、俄罗斯以及印度试图影响中国政局，他们会选择支持不同的政党。如果中国的选民和政党有足够的成熟或者强大到足以吓退任何国家干预的企图，将不会再现台湾今天的一幕。但台湾做为华人世界民主政体的第一个先行者和试验者，现实结果如何，想必世人皆知。

最后，台湾包括西方国家扶持和豢养中国境外的反对势力，绝非是为了什么民主和人权，而是一种长远投资，在培养亲已的未来势力。伟大如孙中山者都会提出以中国主权换西方的支持，更何况他人乎？

博友留言：从理论上讲，民主是理想的、神圣的和美好的，但理论终归是理论，事实胜于雄辩，现实才是最好的老师。美国以民主榜样自居，台湾号称亚洲民主典范和华人社会 民主灯塔，这本身就有不太民主的意味。其实，就算是所谓最好的美国民主也是相当粗糙的，有人戏说是“三分天下有其一”：三分民主，三分专制，三分民粹，一 分乱象〔暴力〕。

张铭清遇袭看民主与暴力

10月20日，受邀赴台湾参加学术活动的大陆海协会副会长、已过花甲之年的张铭清先生在台南遭到泛绿民众以及民进党党员施暴。而就是这位张铭清先生，在几个月前的四川大地震期间，亲自负责把两千多位台湾同胞从灾区安全转移出去，而最后撤离的14位台胞就来自台南。而此时，民进党高雄市长陈菊正在中国香港访问，并拍胸脯保证一定保护陆客的安全，再加上其受到的礼遇和保护与张铭清被袭成了鲜明的对比。

暴力袭击事件震动两岸，台湾社会更是首当其冲。除民进党外，各界谴责声一片。其中主流的批评意见是：台湾是民主社会，无法容忍暴力。此次事件让台湾民主蒙羞，是对民主的践踏。总之是把民主与暴力对立起来，并当做谴责暴力最政治正确的武器。但事实上，民主社会下暴力事件的发生是常态，两者并不相悖，甚至民主更推动了暴力的产生。

从人类历史上看，不管什么国家形式，共存在三种形态的暴力。一是刑事犯罪，二是宗教暴力，三是政治暴力。

刑事犯罪。象美国，是世界上关押犯人最多的国家，每年都会发生极其恶性死伤十几人甚至几十人的持枪杀人命案。这在其它西方国家也一样。法国甚至因为关押犯人太多，致使犯人生活条件下降而受到国际人权组织的严厉批评。就在今年，法国媒体关注的焦点之一就是频频发生的犯人自杀事件。而今天（10月22日），进入法国媒体头条的是两名警察滥施暴力殴打一名青年犯罪嫌疑人而被曝光。即使犯罪率相对较低的北欧国家如芬兰，一个月以前（9月23日）再次发生校园枪击案惨剧。一名枪手在一所职业学校开枪，造成11人死亡，打伤多人。当然，中国的杨佳杀人案也是同样。

宗教暴力。这较多发生在几百年以前，在西方由于宗教之争而相互屠杀，发动波及国内外的长期战争。当年首批跑到美国去的移民就是为了躲避发生在本国（英国）的宗教迫害。至于历史上有名的长达两个世纪的八次十字军东征更是臭名昭著（还包括一次儿童十字军）。象伟大的科学家布鲁诺就是被宗教暴力烧死。宗教暴力不仅给人类带来了极其惨重的后果，更使人类文明蒙羞。“以上帝的名义杀戮”是哪个时期的写照。历史发展到今天，在西方以宗教名义进行的暴力日趋减少，1964年，教皇保罗六世与君士坦丁堡牧首也共同宣布取消1054年的“绝罚”决定，实现和解。但宗教暴力仍未绝迹。象日本奥姆真理教东京地铁投毒案、美国太阳神教群体自杀事件等。但在其他民主国家如印度、印尼等国仍然相当严重。特别是印度由于宗教林立，各式冲突不断，甚至全国性的骚乱不绝于耳。而中国的新疆和西藏也仍然存在着以宗教名义煽动的暴力事件。

政治暴力。应该说政治暴力是民主社会相当普遍和突出的现象。美国历史上多位总统遇刺，大多与民主政治后面的财团利益、政党利益的激烈争斗有关。至于上世纪六十年代美国黑人为争取自己的政治权利而发动大规模的抗争，马丁.路德.金被白人暗杀更是如此。法国总统戴高乐因为阿尔及利亚独立问题，而遭到国内反对派的暗杀（未遂）。但到了上世纪七十年代，政治暴力在西方较少发生，而突出的发生于新兴的民主国家和地区。象泰国，本是一个信奉佛教，相信来世，认为今生是修练，是还上世所做孽的国家。因此，民众向来对现实的不公不义逆来顺受，十分的温顺。然而就是这样的民众，居然在政党的煽动下成为狂热的政治暴徒，屡屡导致泰国政局动荡和流血骚乱。就在这个月初，泰国反对党发动支持者示威，包围、冲击、占领总理府、议会大厦、教育部、交通部、农业部和财政部、占领国家电视台，总理不得不翻墙而出。印度也有相似之处，宗教和政治联姻，骚乱和暴力更是横行。民主不但没有遏制宗教名义下的暴力反而催生更大范围和规模的暴力行为，这也是印度独立后，频频发生国家领导人遇刺身亡事件的原因。今年巴基斯坦大选期间，人民党候选人贝布托遇刺身亡，重演美国六十年代肯尼迪的悲剧。至于其他新兴民主国家频频发生的街头政治和暴力形式的颜色革命则不仅仅与民主有关，更与国际上西方国家的干涉有关。今年蒙古因为大选争议发生严重对立和冲突，造成数人死亡，国家宣布戒严。应该说，民主与政治暴力是一体两面，或者说是其必经的发展阶段。当然除了肢体或消灭肉体性质的暴力外，还有同种功效但形式迥异的语言暴力，包括选举时的抹黑、污名化、攻讧和人身攻击。

台湾自走向民主化后，这些都一一上演。2004年竞选连任的陈水扁和吕秀莲遭到枪击受伤，反对党国民党则质疑选举不公，发动百万人上街抗议，虽总体平和，但也出现过激暴力事件。而在选举过程中，不是抹黑就是抹红，更编造谎言（非常光碟、走路工事件），大肆攻击，甚至恶语株连候选人已过世亲人。至于在议会中一语不和而大动干戈，大打出手，上演全武行，斯文扫地，更是家常便饭。此次率人围攻张铭清的台南市议员王定宇，是义守大学管理研究所硕士，并已宣布要竞选明年的台南市长，而在“立法院”出语“对敌人就不能客气”大表支持的“立委”叶宜津则是音乐造诣很深，曾到维也纳留学音乐，1990年获美国桥港大学音乐硕士学位。可以说都是饱读诗书之辈。然而这两人或成为施暴者，或成为暴力的支持者，如果放到民主政治的背景下并不令人意外。因此，连党名都包括民主、而且长期以追求民主自诩的民进党对一位花甲老人以政治的动机诉诸暴力并不为奇，奇怪的是反而社会各界以民主的名义进行谴责，这实在是有些倒因为果。

大陆在西方眼里不是民主国家，台湾则是亚洲的民主灯塔。可是包括陈水扁在内的主张台独的民进党要员都访问过大陆，甚至出语“对敌人就不能客气”的叶宜津自己也曾到大陆访问并接受大陆的款待，她的丈夫甚至还在上海念EMBA！还有现在正在中国香港被待为上宾的民进党高雄市长陈菊。两相对比，大陆是如何对待来自境外不同于自身立场（这些可是主张台独分裂国家）的人士，台湾又是如何表现，至少在这件事情上，制度的优劣恐怕高下立分！

两岸新背景下的张铭清台南遇袭事件

张铭清，大陆海协会副会长，本月十九日以厦门大学新闻传播学院院长的身分率大陆学术代表团赴台湾参加二十日在台南艺术大学举办的“第七届两岸传播暨影像学术研讨会”。这项学术研讨会从一九九八年开始，单届在台湾举行，双届在大陆举办。不料21日上午以私人行程在台南市安平古堡参观时，遭到大批绿营群众及民进党党员追打。六旬有余、花甲之年的张铭清被推倒在地，后脑勺被打，连眼镜都被推飞了出去，场面火爆，完全失控。 甚至当张铭清被送回座车时，民进党党员林進勳甚至还爬上张铭清的专车，狂踹车顶，试图阻止张铭清离开。

事件发生后，震惊两岸，瞬间激起两岸各方的强烈反应。“台独”分子的暴力行径竟然得到民进党的鼓励，民进党“立委”叶宜津在“立法院”公然叫嚣，“对敌人不必客气”。 绿营反而要求被暴力攻击的张铭清应公开道歉。而民进党主席蔡英文则轻描淡写的以“遗憾”回应。台湾“总统府”、“行政院”、陆委会均在第一时间表示相当震惊，公开谴责暴力。国民党主席吴伯雄则表示，任何民主社会都不允许暴力。国民党立委洪秀柱则谴责说：“我觉得非常荒谬，也非常的无礼，人家说来者是客，我们都说我们是民主法治、我们是富而好礼的社会，可是，我们今天，我们所展现出来的是如此充满暴力的一个社会型态，不要忘了，民进党很多人到大陆干麻，是吃香喝辣，人家是怎么样来对待你们的呀！”大陆国台办在得知这起事件后，表示“震惊”与“不可思议”，对这种野蛮的暴力行为表示强烈愤慨和严厉谴责，并要求严惩肇事者，维护两岸人民正常交往的权利。并特意强调，改善和发展两岸关系符合两岸同胞的共同愿望。极少数人的破坏行径，阻挡不了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趋势，阻挡不了两岸同胞加强交流合作的步伐。

张铭清出人意料的台南遇袭，对两岸关系带来“规划”外的影响，其后续效应也仍然在发酵，各方也都在进行利弊的算计。但显然，如果放到两岸“5.20”以来的全新大背景下，这绝不是一件简单的偶发事件。

首先，台湾实现第二次政党轮替后，重返执政的国民党迅速调整了两岸政策，两岸关系大为改善和缓和。中断了十几年的两会会谈也在北京重新启动，并达成多项突破性成果，两岸迅速接近。与此同时，国民党重启“中华民国化”，包括台邮重新正名为“中华邮政”、马英九公开否定“两国论”和“一边一国论”，定位两岸为“地区关系”，还在双十节讲话以中华民族自称，公开声明希望任内与大陆签订和平协议。这从泛绿阵营看来，则是一边倒的亲中。特别是大陆海协会会长陈云林将要史无前例的于十月底到台湾进行两会的再次会谈，势必对台湾民舆产生强烈冲击，从而引发泛绿阵营的强烈危机感和反弹。

其次，民进党失去政权不久，陈水扁洗钱、贪腐案在瑞士的揭发下被曝光，其惊人的内幕震撼着这个新生的民主社会。尤其是随着案件的深入调查，到目前为止，案件居然涉及除教育部以外的所有部门：“内政部”、“外交部”、“国防部”、“财政部”、“法务部”、“经济部”、“交通部”，成为全台湾人民难以言说的耻辱。这场弊案不仅重创台湾的民主合法性，对民进党来说更是毁灭性的。而且随着漫长的司法程序和不断的曝光，民进党腐败的污名将长期而且时时刻刻成为台湾社会关注的焦点。民进党面临创党以来最严峻的考验，并有彻底泡沫化的危险。

第三，马英九执政以来的一百多天里，乏善可陈。仅仅四个月，台湾人民再次品味到所得非人的感觉。据最新的民意调查，马英九支持率仅剩下百分之二十四点九，可谓光环消失，民心散尽。多数相信“马上就好”的台湾民众大失所望，怨声载道。马英九的民望也如自由落体般大幅滑落。甚至陈水扁的弊案也仅仅短暂的延缓了马英九迅速下坠的民意支持度。在这种情况下，处于困境的民进党仿佛打了一针兴奋剂，重整旗鼓大反扑，再次以台独诉求力控台湾社会议题的主导权。

最后，北京奥运过后，大陆毒奶粉事件爆发，并对台湾产生了直接影响。为此，台“卫生署”署长引咎辞职，成为马英九执政以来第一位去职的内阁成员。而民进党则借题发挥，煽动“仇中”情绪，再次以民粹分裂台湾社会，拉抬自身低落的声势，同时借此冲击国民党力推的两岸政策。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张铭清台南行，便成为泛绿势力攻击的目标，并充分体现了泛绿阵营生存绝续的危机感、被边缘化的焦虑感和其一向草根、街头政治、诉之于情绪而非理性的传统。

然而，出乎民进党意料的是，如此公开诉诸暴力的行径已经无法象当年冲击台湾“戒严”体制所带来的效应。不仅不会给民进党带来任何正面作用，反而继民进党贪腐而让台湾蒙羞之后，再次给台湾、台湾人民、台湾民主带来羞辱，进一步深化了泛绿阵营的危机，也从另一个方面验证了民进党的穷途末路。这场野蛮暴力丑剧，不仅不会阻挡两岸良性发展的势头，相反会起到更大的推动力，而且也削弱了民进党策划已久的抗议陈云林来台示威活动的正当性和动员能力。泛绿阵营这一历史时空倒错的挑衅之举，也再次印证了中国的古语：“天做孽尤可恕，自做孽不可活。”

中国申奥与美国民主

北京奥运会以无与伦比的成功载入史册，不仅一圆中华民族百年梦想，更见证了中国的强势崛起和重新振兴。每至此，总会令人想起中国不平坦的申奥路。1993年，在美国国会众议院的反对下，在竞争对手澳大利亚分别用3.5万美元贿卖两位非洲奥运会成员后，终于使中国的第一次尝试功败垂成。2001年，中国励精图治，再度叩响奥运之门并最终获得成功。而这一次，美国国会没有再提反华议案。对此各界有不同的解读。特别是当时中美关系正处于紧张状态，布什一上台就大规模售台武器，投票三个月前，中美发生撞机事件，随后不顾中国强烈反对选择中国和平解放西藏50周年纪念日当天会见达赖。几乎引爆中美之间所有冲突。因此，美国国会没有再发出反对的声音是相当的不同寻常。这个谜底是在今年被一个犹太人阿德尔森先生解开的。

阿德尔森先生，美国阿拉斯加、中国澳门特区金沙赌场、威尼斯人酒店老板。是一位与美国共和党政要关系密切的犹太富商。2001年奥委会投票前夕，就在中国全力公关冲刺、美国国会亦酝酿提出议案反对中国承办奥运会之际，他来到北京。在会谈时，中方提出希望用他的影响力为北京奥运助一臂之力，游说美国国会不要通过反对北京申办奥运会的提案。阿德尔森先生满口答应，并当场以手机致电众议院共和党党鞭汤姆.狄莱（TOM DELAY）。狄莱是“以色列之友”，曾接受这位犹太赌王巨额政治捐款，双方关系甚佳。狄莱回复他已表明支持该反华法案，但会想办法阻止。大约三个小时后，狄莱回电表示该提案将不会通过！阿德尔森立即将此消息通知中方，并指示其集团驻华府的说客通报中国驻美国大使以表其功，声称这是犹太赌王全力阻止美国国会反对北京申办奥运会的结果。最后，美国奥委会居然也投了中国一票！作为回报，2002年，当澳门赌场专利权开放后，改发三个赌牌，开放竞投，这位阿德尔森先生顺利中标，并于2004年投资两亿六千万美元建金沙赌场，一年就回本，2007年更进一步投资威尼斯商人酒店，以260亿美元的身价跃升为世界第三大富豪，仅次于微软创办人比尔·盖茨及投资大师沃伦·巴菲特。而2002年，他的身价仅为30亿美元。

西方的民主走到今天，无论怎样演变，包括投票权的扩大，直至普选，甚至包装成普世价值。但这个制度产生以后有一点没有改变：为大财团服务并为大财团控制。一个犹太富商一个电话三个小时就可以决定一个国家针对另一个国家的国会议案，至于基于国内利益分配的议案就更不再话下。这也不难理解何以面对金融危机，美国政府救助的是肇事者，而不是受害的普通民众。甚至这些肇事者刚拿到救市的钱就去豪华海边度假。然而西方就是用自己高明的宣传，表层权利（如选举权）的让渡，就牢牢的控制了一切。现在想想美国历史上哪么多总统被暗杀而鲜有真相水落石出者，也就不足为奇了。

附：汤姆.狄莱简介：http://en.wikipedia.org/wiki/Tom_DeLay

    阿德尔森简介：http://baike.baidu.com/view/1220780.htm

金融危机影响了中国什么？

2001年，中国成功入世，标志着中国成为经济全球化的一员，从此与世界经济息息相关，结成命运共同体。因此，面对肇始于美国、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中国自然不可能置身事外。然而，由于中国发展模式与西方不同，特别是长期以来顶着西方的压力没有实行激进的金融开放，中国所受影响因而表现为利弊兼呈的特色。

首先，中国模式的优势、合理性、正当性前所未有地凸显出来，被国际社会所公开承认或默认。如果说改革开放三十年的成功是从正面来肯定这种模式，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则从反面印证了这一点。这也是为什么中国的政治精英温家宝总理、中国驻英大使傅莹女士在这个不寻常的时期先后在美国和英国这两个特殊的国际背景下第一次公开承认“北京模式”，提出了自己的民主路线图。并明确宣示：西方民主有其特定的适用土壤，并不适合中国。看一个国家是否民主并不是有没有一天的选举，而是看是否决策民主。面对中国的声明，西方罕有的保持了沉默。显然，一个出了问题且忙于解决问题的模式，是无法应对另一个模式的挑战。

其次，中国面对的国际压力大大减轻，并为今后改革的方向提供了宝贵的经验。特别是西方为解决危机，不得不打破自己的理论教条，放弃自己长期以来的理论坚持，不得不使用他们一直批评中国所使用的行政干预和国有化政策。这对中国今后的金融体系改革提供了较好的外部环境，有利于中国捍卫自己的金融主权和选择一条有别于西方的金融自我发展方式。正如美国《华盛顿邮报》所评论：中国为美国的救市方式喝彩！

第三，中国的国际地位大幅提高。这不仅仅是由于西方的自我削弱，更由于中国自己相安无事，为世界的稳定做出了贡献。正如温家宝总理所说的：我们做好自己的事情，就是对世界最大的贡献。（其实这句话也同样适合于西方，可惜，西方没有做到）。毕竟中国近二十年来已是拉动全球经济增长的火车头之一。特别是在2006年，中国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一百多年来第一次超越美国居全球首位。当然中国所持有的近二万亿美元外汇储备，更是中国在必要时刻参与救援的强大后盾和利器。而中国的救援将会和过去的西方一样，不会是无条件的。如果整个世界真的到了必须中国直接参与救助的时刻，也将是中国彻底成为规则制订者、甚至共享国际话语权的一刻。

第四，全球能源和原材料价格大幅下降，特别是石油价格下降了50%。这对正处于经济起飞阶段的中国是一个相当难得的有利环境。相当年，终结西方战后三十年经济增长黄金时期的祸首就是第一次能源危机。而实际上，西方自此就再也没能恢复到这个时期的增长水平。

当然，这场金融危机对中国的不利影响同样存在。

首先，中国依靠出口和投资（包括外资）拉动经济的方式遇到挑战。西方面对金融危机，一方面不得不开始减少对中国的投资，甚至开始抛售在中国的资产，以回救自身。另一方面则由于经济下滑甚至衰退，开始减少对中国的消费需求。9月份，中国出口虽然没有下降，继续保持了百分之二十以上的增长，但增速下降了十几个百分点，而且中国也开始出现相关企业倒闭的个案（生产玩具的合俊集团）。中国需要进一步启动内需来应对。本来，改革三十年以来，内需相对不振一直是经济学家和中国政府关注的重点，而这一次的金融危机，则成了中国启动内需、改变增长方式的加速器。此外，另一个耐人寻味甚至相互矛盾的数据是中国外汇储备和贸易顺差呈现加速之势。9月份外贸顺差达到创纪录的290多亿美元。这可以有两种解释。一是部分西方资金在撤回的同时，又有更多资金出于规避风险、寻求安全的原因进入中国。二是中国拥有众多技术优异、成本低廉的劳动力，在全球一时难以寻找到替代者，而中国也加大了对出口企业的扶持力度，比如两年来首次提高出口退税，因而中国仍然成为唯一的选择。

其次，中国的海外投资面临损失和外汇储备面临贬值的风险。随着中国国力的提高，逐渐开始对外投资，海外资产迅速增加。但由于中国一向对外投资持谨慎的态度，特别是重点放在收益低而风险也低的美国国债，而不是华尔街包装出来的金融衍生品，也就是今天所称的“毒债券”，因此相对于其他国家，中国所受影响最小，损失也最小（中国6家银行只持有破产的雷曼7.25亿美元，不到其资产的千分之一，更不到中国银行资产比例的万分之一）。从目前揭示的数据看，中国相关机构曾多次与危机擦肩而过而没有中招。比如，中国人寿保险公司此前两次拒绝目前陷于破产边缘的美国最大保险公司AIG，化险为夷。甚至当中国保监会已经批准中国人寿投资现在陷入困境的比利时富通资产时，中国人寿最后一刻也明智放弃。至于外汇储备的贬值，则只具理论价值。除非美国破产，这种美元的升值或贬值都是正常的波动。中国做为长期持有者，不是一个个散户小股东，不能任意追涨杀跌的变现，因此这种贬值与升值对把外汇储备当做战略资源的这样大国并不具实际意义。

第三，中国的改革步伐将短时间内会放慢。这一点在众人瞩目的十七届三中全会上得到体现。十七届三中全会是在改革开放三十年背景下召开的，海内外一致预测将会有比较大的突破和改革举措出台，包括土地的流转。然而最终却以历史上第一次的“三个稳定”：经济稳定、金融稳定、资本市场稳定而结束。显然面对百年一遇的金融危机给全球带来的混乱，稳定是中国目前最大的追求目标。因此，相应的一些改革措施将会被推迟出台。而这将有可能对中国整体的改革进程产生不利的影响。

目前这场金融危机仍然没有见底，全球的政治经济格局仍然处于大洗牌之中，破产的对象也从机构转向国家。目前列入破产风险的国家包括印度、韩国、巴基斯坦、乌克兰、匈牙利、巴西、阿根廷、南非、俄罗斯、印尼、菲律宾等国家。特别是享有“金砖四国”美誉的国家中，除中国外，全在其中。显然，这场危机更意外地鉴定出中国的成色。我们相信，在这场危机过后的世界中，中国将在新的国际秩序中占据更为重要的一席之地，在国际货币体系不得不走向多元化的背景下，人民币将会脱颖而出，并在国际金融监管上建立自己的发言权和参与权。

金融危机看西方话语权

上世纪九十年代，西方取得冷战的胜利后，便垄断了全球意识形态和国际事务上的话语权，成为资本主义体系维持其全球统治的利器。和平时期，可以用之来遏制或瓦解非西方体制的国家。美国以“民主、自由”的名义在没有联合国授权下推翻伊拉克萨达姆政权就是一例。在危机时期，则更可以用来维持其合法性与正当性，使之渡过难关。目前这场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就是活生生的例证。

美国这场百年一遇的经济危机，已经重创全球资本主义体系。美国经济的象征华尔街面临崩溃，政府则动用了超过一万亿美元来挽救危机，而欧盟则已高达2万亿欧元。在这场危机中，普通民众生活水平下降，开始出现失业潮，英国则每五分钟就有一人破产。美国破产的的范围已从房地产、投资银行、普通商业银行漫延到地方政府。而各项指标均居全球前列的冰岛则成为第一个宣布破产的国家。然而，即使面临这样的前所未有的严峻挑战，美国及其体系仍然巍然不倒，全球除了忙于施于援手，没有谁来质疑产生这一问题的制度本身。而原因除了美元的国际储备货币的地位，更重要的就是其话语权的垄断。冷战过后，西方制度早已被包装成人类历史上最不坏的制度，甚至高调至“历史的终结”，成为人类发展的最高阶段。只要这样的话语权垄断不被打破，美国即使最终破产，也难撼其制度，照样是全世界的榜样。

如果环顾全球，更令人惊讶于这种话语权的巨大威力。前苏联崩溃的原因被指是经济停滞与贪污腐败。然而接替前苏联衣钵的俄罗斯全面拥抱西方以后，在长达十年间，其政治、经济和社会危机同时交织发展：国内生产总值缩水近50%。物价飞涨，股市、汇市狂跌，经济处于崩溃的边缘。国家内外债高筑，外汇储备几乎为零，对外支出居然全依赖世界银行的借款。即使这样，每年都有高达几百亿美元非法流向国外。一次又一次的金融危机让很多人的多年积蓄瞬间蒸发，人民生活水平因此倒退了几十年，几乎沦于赤贫的境地，甚至出现了现代社会非常罕见的和平时期人均寿命缩短的现象。用普京的话讲，这是“俄罗斯300年历史中最黑暗的时候”。而其腐败则到了明火执仗公开掠夺的程度。即使到今天，俄罗斯腐败指数高居全球第147位。可是就是这样一种制度，却仍然可以保持其合法性，人民也没有象苏联解体时哪样走向街头进行革命。而根源在于西方垄断的话语权，它成功的宣传和洗脑使得俄罗斯人民相信，俄罗斯的失败只是例外，只是短期，除此之外别无更好的选择。

我们再看印度。印度自1947年独立后就仿照西方建立了代议民主制。到现在已经六十一年了。然而，今天的印度是一个既贫困又腐败的国家，甚至连人民最基本的温饱都没有解决。2008年，根据设在德国的透明国际的数据，印度腐败指数高居全球第85位。根据联合国人均消费一美元的最低生活标准，印度拥有4.5亿贫困人口，高居全球首位。根据总部设于华盛顿的国际食品政策研究所(IFPRI) 发布的2008国际饥饿指数，在全球参与评比的88个国家中，印度居61位，而后33位被认为饥饿是最主要的威胁。该报告还指出：“饥饿与贫困紧密联系在一起，那些高饥饿指数的国家正是赤贫国家或中低收入国家。”然而，就是这样一个国家，却仍然可以继续统治下去。真是创造了人类历史的奇迹，也足显西方话语权的无比威力。

更为令人感到滑稽和可笑的是，甚至一个脱胎于农奴制、政教合一的达赖流亡集团也要打着民主、自由、人权的旗号在西方奔走，以获得西方的支持。可见西方话语权在全球的主导性作用。

不管是美国的金融危机，还是俄罗斯的十年几乎崩溃，还是印度六十年后的现状，这些问题中的任何一个如果发生在非西方体制的国家内，都会引发颜色革命。这里的区别就在于是否有话语权。

中国三十年的改革开放历程表明，中国并无意挑战和颠覆西方的国际秩序，相反中国也是这种秩序的最大受益者之一。对美国，不仅向其提供物美价廉的物品，同时还大量购买美国国债，从而让美国可以维持其超前消费的生活方式。而且在几乎所有重大国际问题上中国都同西方保持一致（反恐、朝核、伊朗核武、防止大规模武器扩散等等）。然而，就是如此，西方对中国仍然放心不下，总是借机遏制或围堵，制造事端。原因就在于中国走出了一条新的成功发展模式，对西方的话语权形成了越来越大的挑战和威胁。我们可以假设，如果中国模式主导世界话语权的话，西方世界将会被边缘化，西方世界别说渡过金融危机，甚至自身存在的合法性都会丧失。

题记: 新闻自由是人类文明进步阶段性的成果,这是毫无疑义的。但纵观全球，

尽管新闻自由在发现问题和预防问题上有效，但也有限。特别当面对一种制度内在的根本性矛盾时是无能为力的。而西方把新闻自由神圣化、双重标准化、意识形态工具化的做法更是引起强烈质疑。

新闻自由何以救不了冰岛？

 “新闻自由”是西方普世价值的核心组成部分。一提到新闻自由，往往会和客观、公正、理性联系起来。新闻自由的支持者声称：新闻自由可以及早曝光问题、发现问题，从而有助于遏制问题的产生和进而有效的解决。为此，“记者无疆界”每年都排列一个新闻自由指数，而榜上居前列的国家也深以为豪。特别是北欧小国冰岛，自2002年至今都高居世界第一。然而，出人意料的是在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中宣布破产、第一个倒下的国家却居然是新闻最为自由的冰岛。

仅有三十万人口的冰岛却全球欠债高达350亿英镑，相当于平均每人欠11.6万英镑。该国三大银行因此全部被国家接管，包括大量来自英国的储户、机构甚至英国警察局的存款被冻结，无法取现。而本国约10万拥有三大银行股票的股民，一周内眼睁睁看着积蓄完全被蒸发。总理哈尔德面对银行体系的崩溃，只能建议国民重操捕渔旧业，自行捕鱼来节省粮食开支。受影响较大的英国甚至动用了很少使用的反恐法权力冻结了冰岛在英国的资产。

冰岛之所以沦落至此，表面原因在于近十几年来，该国金融业超常发展，金融行业与国外大肆开展信贷交易，其他行业企业在欧洲掀起的并购热潮也与金融业发展相辅相成，从而出现“炒金融”的奇特现象，但其实体经济却大大滞后。可以说正是冰岛上上下下把炒金融当作主业，默认炒金融风气蔓延，而不把精力投向本国经济建设，才导致了今天国家破产的苦果。而深层原因则是资本主义自由经济制度本身无法根除的矛盾所致。1929年以来，资本主义社会虽然做了许多调整，包括借鉴社会主义管理经济的方式，加强政府干预和调控，但仍然无法根除经济危机。上世纪八十年代拉美经济危机、九十年代东南亚经济危机以至今天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都是例证。当然资本的疯狂逐利本质也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

显然当面对资本主义制度内在的根本性矛盾，就不是新闻自由所能解决的了的。尽管谁都无法否认新闻自由是人类文明进步阶段性的成果。此外，西方新闻自由的不彻底性、虚伪性、被意识形态工具化也是其社会功效大打折扣的原因。甚至每年发布自由指数的“记者无疆界”也是如此。“记者无疆界”成立后一向声称自己是独立机构，没有收取任何国家的赞助，它的收入是来自销售图片和书籍。但在2005年，该组织创办人、秘书长梅纳尔终于承认收受美国的金钱，包括美国全国民主基金会（National Endowment for Democracy, NED）、索罗斯基金会（Soros foundation）和自由古巴中心（Free Cuba Center），但仍为自己辩解“这完全没有问题”。但当美国入侵伊拉克时，该组织却表示支持，甚至当美国下令向巴格达的外国记者居住的旅馆开炮，打死一名意大利记者时，“记者无疆界”组织仍然保持了沉默。而这也最终决定了即使新闻自由度多年排全球第一的冰岛，尽管在长达十几年间其金融业异常发展，但新闻自由并没能发挥批评、监督的职能，没有起到防止危机的作用，更惑论解决。而岂今为止唯一缓解的方法是由自由指数仅为144位的俄罗斯承诺提供40亿欧元的援助。

西方曾有一个著名的论断：民主国家由于有新闻自由，不会发生饥荒，即使发生了，由于新闻自由的存在，可以迅速披露真相，从而也不会导致很大的伤亡。可是面对冰岛，我们不仅要问，何以长达十几年间从上到下的金融疯狂，最终导致国家破产，而不得不令民众再操旧业以捕渔为生的灾难，是如何在新闻自由下发生的？是什么原因使得新闻自由缺位和失灵？（这一问也同样适合全球金融危机的始作俑者美国）

就在本文行将结束之际，总部设于华盛顿的国际食品政策研究所(IFPRI) 发布了2008国际饥饿指数。在全球参与评比的88个国家中，后33位被指饥饿是最主要的威胁，这居然也包括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国家、已经实行民主制度61年的印度（排名第66位，中国位居15）。该报告还指出：“饥饿与贫困紧密联系在一起，那些高饥饿指数的国家正是赤贫国家或中低收入国家。”如果我们抛弃对于一种制度的任何偏见、争执和先入为主的价值判断，是不是应该承认，任何一个制度下的国家、政府、政党，其最基本的责任是要解决人民最起码的免于饥饿的威胁？免于匮乏的威胁？如果无法做到的话，这种制度、这种政府、这种政党是不是应该退出历史舞台、被历史所唾弃甚至接受历史的审判？

金融危机撕下了谁的外衣？

    中国有句名言：图穷匕首见。是比喻事情发展到最后，真相或本意显露了出来。也可以说一个人、一个国家、一种制度，在危难之时或最后关头往往会撕下外表华丽的外衣或温情脉脉的伪装而展现其真实的一面。这句话用在身处百年一遇金融危机的美国来说，是再恰当不过的了。

    美国向来以民主卫士自诩，不仅对自己的民主制度推崇备至，而且把它当做包治百病的良药，全球硬性推销。然而，这场金融危机就先把美国民主的外衣撕掉了。面对金融危机的冲击，美国布什政府提出了7000亿美元的救助计划。并为了使这个方案能够在议会通过，软硬兼施。先是财长保尔森向众议院女议长佩洛西下跪，乞求支持。面对一项涉及金额巨大，风险极高、争议极大的提案，保尔森不是通过美国自豪的民主程序去讨论，不是通过细致的咨询来解除议员的疑虑，而是诉诸于这种非理性、做贱自我人格的方式来“公关”。如果保尔森是软的一手的话，布什则是硬币的另一面。在众议院投票前，他发表电视讲话，语带威胁的声称如果国会不尽快批准该方案，美国就可能面临一场“持久且痛苦的经济衰退”。而当众议院第一次否决第二次投票前夕，布什就完全什么也不顾了，对国会完全是命令式的最后通碟：众议院必须通过！果然，在布什的高压下，这个方案顺利过关。而代价除了匆忙通过的救助方案可能存在的风险，也包括美国长期包装的民主外衣。

    美国是自由经济的信奉者，相信市场可以解决一切问题，反对政府干预。而且以这种理念来教导和指导全球的经济体。上世纪八十年代拉美发生经济危机，九十年代东南亚经济危机，美国开的都是这样的药方并当做提供援助的条件。而当香港特区政府在中国政府的支持下全力救市，遭到美国的强力批评，指违背自由经济原则，长远必将损害香港经济和其自由度。然而，当金融危机袭击美国的时候，这个外衣突然不见了。呈现在世人面前的是另一个美国，是一个不惜自己打自己嘴巴积极采用行政和国有化手段强力救市的国家，甚至以爱国的名义强迫9家主要银行接受政府入股—尽管有的银行此时并不需要政府的资金，要各银行必须为国家着想，向政府出售部分股份。而且银行在政府入股后，未经政府批准，不得提高股息，亦不可为高层提供新的退休计划。由于财长保尔森的态度非常强硬，各大银行在政府入股一事上毫无讨价还价余地。这种双重标准，举世哗人。

    美国向来号称民治民有民享，仿佛是全国各裔人民的代表。然而，这场金融危机，却再次揭穿了美国的漂亮说词。这场危机爆发的根源，在于美国的自由经济制度本身，而肇事者却是华尔街疯狂逐利成性的各大投机银行和财团。它们通过包装漂亮的“毒债券”，牟取暴利，而将巨大的风险带给全国甚至全球。然而，当危机最终出现时，美国政府并没有追究他们的责任，没有进行惩罚，而且无视因此受困亟待救助的众多美国普通民众，却在债台已经高筑的严峻情况下，再次以发行巨额国债的方式对危机的始作俑者进行救助。然而，令人不可思议的是，这些被救助的财团，比如美国最大的保险业国际集团（AIG），即使在这个时刻，不是好好反思，共度时艰，而居然拿着以国家名义用于解决危机的纳税人的钱，全体高管去加利福尼亚州豪华海滩度假胜地疗养，花费超过44万美元。这发生在AIG集团获政府提供的850亿美元"救命钱"不过几天之后。不谛是给布什政府的救助政策打了一记耳光，更戳穿美国“民治民有民享”的虚伪外衣。

    发生在美国的这场金融危机迅速的走出国门，毒害全球。冷战时美国的盟友、现在的北约成员冰岛成为第一个倒下的多米诺骨牌。一个人口仅三十万人的北欧小国，欠外债高达350亿英磅，国家为此破产。然而，可以为外出度假的AIG公司提供850亿美元援助的美国政府却视若无睹，见死不救。美国的铁杆盟友、深受影响的英国落井下石，居然动用反恐法，冻结了冰岛在英国的全部资产。颇具讽刺意味的倒是刚刚被美国贴上专制和独裁标签的俄罗斯，伸出了援手，承诺提供40亿欧元的援助。最后需要补充一点的是，美国政府只所以对投资公司雷曼兄弟网开一面，任其破产，很重要的原因是其财产持有者主要是美国以外的投资者！

    面对这场1930年以来最为严重的金融危机，国际上普遍的观点是将导致全球的大洗牌。显然，美国在这场危机中，不仅它的硬实力国力大损，而支撑它称霸全球的软实力也已宣告破产。我们相信，美国将再也无法以“自由经济”、“民主”、“民治民有民享”等漂亮的词藻来忽悠世界和美国人民了。

法国对中国态度悄然转向的背后

最近，法国发生了一系列耐人寻味而又含义清晰的事件：9月18日先是被华人世界视为奥运火炬传递英雄的金晶，以法国总统贵宾的名义应邀访问法国并得到了包括总统和两院议长接见的高规格欢迎，甚至在她访问结束回上海时，法国驻上海总领事亲自到浦东机场迎接。几天后，26日， 曾在因西藏问题导致中法交恶发挥过“巨大作用”的“无疆界记者”秘书长兼该组织创办人梅纳尔突然辞职。然而更为出乎意料的事情发生在法国媒体：传统左派喉 舌《解放报》（创办人为萨特）现任负责人是总统萨科尔奇的私交密友，他居然要求报纸不要批评萨科奇及其政策，从而导致大批编辑辞职另组RUE89网 络报刊。随后法国电视台居然破天荒播放了负面表现达赖的纪录片。在这部纪录片中，罕有的对达赖进行了批评，揭露了达赖历史上在西藏实施的专制残酷统治。特 别是首次公开了此次达赖在法国访问遭到藏传佛教另一支派抗议其禁止宗教信仰自由的景头（当时被法国媒体过滤了）。除此以外，在法国其他媒体近期的报道中， 也有不少类似的揭露达赖阴暗面的内容。比如法兰西24台推出《达赖喇嘛的魔鬼》特别报道，为观众描述了一个与他们想象中不同的达赖。这可谓打破了法国向来的政治禁忌和政治正确。

这一系列的悄然变化，绝非巧合，而是有着复杂的背景和丰富的含义。

首先，这是法国政府痛定思痛进行的彻底调整，以期铲除不利于法国利益的各种因素。

今 年四月，萨科奇就职即将届满一年，而由于法国问题积重难返，尽管他推出多项改革方案，但民望仍然持续降低。就在他自顾不暇、而且需要中国巨额订单支撑的时 刻，法国民众却在法国左派、媒体以及美国出资的“无疆界记者”的推动下，借西藏骚乱而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反华潮，导致中法关系严重倒退，法国国家利益遭 受严重损害，直到今天仍然没有恢复到事发前的状态。面对法国的国家利益和被煽动起来的民意，被绑架的萨科奇遇到了他执政以来最为严峻和尴尬的时刻。尽管面 对极其复杂和繁重的国内问题，他也不得不分心动用巨额外交资源来修补两国恶化的关系，而颇具讽刺的是，导致这一后果的事件本身却与法国利益丝毫不相干，算 是开了法国外交的先河。他一方面三派特使赴京，公开宣示支持北京奥运会和中国对西藏的主权，另一方面又不得不在出席北京奥运会和会见达赖问题上含糊其辞， 左右摇摆。但最终也不得在不在现实面前低头屈服，为了里子而放弃了面子。可以说，这是萨科奇从政以来最为难堪的时期之一。事件过后，吸取教训的萨科奇政府 自然要采取必要的手段亡羊补牢。于是便拿媒体、无疆界记者、左派等开刀。

其 次，法国虽然号称新闻自由，但有两个底线是绝不允许突破。一是不能公开否定法国的现行制度。可以批评具体的政策、政党甚至一届政府，但对这个制度的否定是 绝对不能容忍的。二是不能损害国家利益。而这一次，媒体和大名鼎鼎“的无疆界记者”显然在这方面玩过了火，自然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难逃被秋后算账的命 运。

第 三，在这场东西方冲突中，法国“意外”的成为反华的急先锋和最高调者，被孤零零地晾在国际舞台上，这是出乎法国本身意料的。事后，法国也大有被其他西方大 国欺骗的感觉。特别是美国一方面口头上说些不痛不痒的话，行动上却给足了中国面子，甚至还出资让“无疆界记者”在法国尽情表演，一箭数雕。显然英、美等国 成熟与务实的外交，对刚刚执政不到一年尚缺乏足够外交经验的萨科奇算是上了一堂代价不菲的外交课。

第 四，由于美国金融危机冲击全球，民众关注的焦点发生转向，此时进行秋后算账式的解决，不会引起过大的反弹。特别是在这场金融危机中，中国一方面独善其身， 另一方面是世界上为数不多有实力参与救市的国家。中国的重要性再次在全球经济危机的背景下突显出来。而且从长远来看这场金融危机何时见底谁也不知道，对中 国的需要也将是长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