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鲁郑的博客

题记：民主在西方历经坎坷（1929年资本主义世界涉及全球的经济大危机、民主政体选出纳粹政权导致波及全球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上世界六十年代波及整个西方的民众大规模抗议），但几经调整，自上世界八十年代以后逐步稳定，到目前看，总体还算成功。冷战结束后，已被当今世界一百多个国家和地区所采用。目前正在探索符合自己国情道路的中国，需要正视和关注民主在全球运行的经验和教训、得失与成败。毕竟，理论与实践往往有着相当的距离（直到今天即使在西方仍有不少专家学者认为共产主义的失败不是理论的失败，而是实践的失败，特别是建立在共产主义理论基础之上的前苏东国家违背了共产主义原理）。特别是如果中国将来要选择这条道路，更有必要首先做全面的了解----在全球化竞争如此激烈的今天，中国没有试错的机会。这篇文章是本人在法国生活八年对民主思考的集大成者，希望对中国将来道路的选择提供一些参考。如有事实根据的错误欢迎指正。既然谈论的是民主，希望参与讨论的各位网友以事实为根据，不要只给结论，而无论据，即使扣帽子也不妨，只要有充足的事实和根据。（本文部分内容曾以《民主何以错失中俄》发表过。）

民主，中国准备好了吗?

--------从历史与现实看中国民主之路

冷战结束后，西方的民主制度被称许为普世价值，甚至被西方学者福山定性为“历史的终结”----即人类社会的最高发展阶段和唯一之路。这种似曾相似的论调对于经历过文革的中国人来说并不陌生。然而与冷战后大多转轨国家拥抱西方不同的是，中国坚持走自己的渐进式改革之路，并取得了远超其他转轨国家的成就，并初步形成中国模式即西方所称的“北京共识”。当然，中国模式仍然在形成和探索中，最终的发展道路为何现在言之过早。但在全球化的激烈竞争下，中国做为后发国家是没有试错的权利和机会，因此我们不妨从历史和现实考察：借鉴上世界初中俄以及第三波民主浪潮后走向西方民主国家的经验和教训。

一、民主何以错失中俄？

上世纪初，中国和俄罗斯做为国情最相似的两个大国，都率先实现了共和宪政，但是最终却都殊路同归的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而历经近一个世纪的考验，俄罗斯庞大的社会主义帝国轰然倒塌，而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依然生命昂然，其中历史的必然与偶然令人叹息。

进入二十世纪以来，中俄两大帝国均进入了未期。背负两千年封建专制传统的大清王朝，尽管实行新政，却已无法挽救历史的宿命：一个偶然烟头引发的爆炸，导致了武昌起义仓促起事，然而人心尽失的清王朝却在这偶然的一击中迅速地分崩离析，并在各种压力下，最终选择和平的方式黯然谢幕。而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就这样史无前例地登上中国五千年的历史舞台。

同样背负一千多年封建专制历史包袱的俄罗斯帝国，在1905年日俄战争落败后，也开始了缓慢的改革。然而1914年卷入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却彻底的葬送了罗曼诺夫王朝的国朔。1917年，对外战败、对内经济处于崩溃边缘的俄罗斯已处于风雨飘摇之中。此时，在莫斯科不远的一个小镇，由于交通问题，面包没有及时送到，当地的居民由于不满而起来抗议。当时的首都圣彼得堡的工人开始罢工，要求之一也与面包有关：即提高供应。沙皇如同过往一样满不在乎地做了两件事：一是派兵镇压。二是解散本来就是摆设的议会。孰料，前去镇压的军队发生哗变，正要解散的议会转而提出沙皇退位。就是这样一件小小的事情，终结了俄罗斯千年专制的历史，开创了俄罗斯历史上的民主宪政先例，史称俄罗斯二月革命。

就这样，在中俄两国的历史十字路口中，历史把机会首先给了西方的民主共和。然而，很不幸，西方的民主共和分别在不同的历史时间内被中俄两国所抛弃，从而走向另一条道路。

俄罗斯宪政临时政府成立后，却无法满足人民“停战和面包”两大诉求。除继续参战，就是给了民众甚至比西欧政府更多的政治自由权利。但正如普列汉诺夫在其封尘八十年才公布于众的遗嘱中对布尔什维克成功走向历史舞台所做的分析所言：但由于食不果腹，一贫如洗，而且还被迫继续做战。甚至（民众）都没有发现这一点（民主权利）。要是战争在1917年春天结束，要是临时政府毫不拖延地解决了土地问题（实际还是面包问题），哪么列宁要完成社会主义革命就没有任何机会了。而他本人也将永远被从肩负历史使命的行列中一笔勾销。而随后临时政府发生的科尔尼洛夫将军军事政变，成为俄罗斯十月革命发生的导火索和转折点。结果短短几个月之后，民主宪政体制的临时政府在无力解决俄罗斯面临的严峻挑战之后，就被承诺带来和平与面包的布尔什维克几乎兵不血刃的轻而易举地取而代之。从而建立起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并成为二战后的世界两个超级大国之一。对于“二月革命”，即使到今天的俄罗斯，包括普京、刚刚过世的被誉为“俄罗斯的良心”索尔仁尼琴都持否定态度，普京的智库首领尼科诺夫则宣称：二月革命“毁掉了一个伟大的国家”，因此不是一个值得庆祝的日子。

而1912年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中华民国”成立到1949年被中华人民共和国取而代之，带给人民的是国家的分裂（外蒙古独立，同时失去对西藏的实际控制权）、无休止的军阀混战和三次大规模的内战（北伐、将阎冯中原大战、国共内战）、一次几乎灭亡中国的外敌入侵（八年抗战）和两次复辟（袁世凯帝制、张勋复辟）。至于从最高上层建筑的总统赂选(曹锟)到整个各级官僚机构的腐败更是触目惊心。1910年热血青年汪精卫刺杀清摄政王未果被俘，肃亲王善耆亲自审讯，并发出“你们能比我们大清做的更好吗”的诘问，却竟不幸而言中。清王朝至少还能维持一个国家最基本的框架和些许尊严，至少还能保证对西藏和外蒙古的主权和实际控制权，但到了民国，连这一点都丧失怠尽。说其是中国的第二个五代十国时期并不为过。

如果回顾英、法等西方强国的民主之路，不难发现，他们都历经波折，甚至多次反复才最终建立较为稳定的民主制度。而具有长期封建专制历史的中国和俄罗斯却要在一天之内建立起民主共和，岂不是痴人说梦。而历史也最终给予了这两个国家惨重的惩罚。正如历史学家唐德刚所总结道：(中国)在此之前的社会政治制度，帝王只是其中一个环节而已。围绕这个帝王，还有一整套交互运作的国家机器和与它们配合得天衣无缝的文化体系、社会方式以及价值系统。它们是相辅相成、一转百转的整体。因此，要从一个古老的封建制度，转入一个民主代议制度，这种制度转转型绝非三年五年之功。其实这段话也完全适合民主，民主也只不过是整个体制的一个环节而已，要想运转良好，实是需要配套的文化体系、社会方式以及价值系统。而这些，每一个国家都是不一样的。

中俄两国唯一不同的是，俄罗斯的民主试验期非常短暂，不足一年。而中国的民主试验期则长达37年。因此，民主在当时没有在俄罗斯造成多么严重的后果。然而历史没有捷径，上世纪八十年中期戈尔巴乔夫开始的改革最终再次导致俄罗斯拥抱西方民主，又付出了十年的民主惨重代价：休克疗法使国民经济缩水一半，国家濒临崩溃，国际地位一落千丈，任凭西方欺凌，甚至出现和平时期人口减少的罕见悲剧。直至普京上台，重新修正叶利钦的做法，出现了西方国家眼里的民主大倒退。特别是普京任满后，借用民主的方式维持了自已权利：由自己一手挑选的接班人任命自己为总理（根据俄宪法，总理无需竞选，总统任命即可），同时还兼任议会第一大党的主席，拥有罢免总统的权利。然而，正如西方也不得不承认的是，普京挽救了俄罗斯，恢复了俄罗斯的秩序和大国地位。中国著名的学者康晓光曾以极大的勇气提出“民主是一个祸国殃民的选择”，如果把这句话放到九十年代的俄罗斯、民国时期的中国，则是多么精确的判断，是任何正视历史的人所无法否认的。

而中国之所以能够顶住当时的空前压力，避免了俄罗斯上世纪九十年代的悲剧在中国重演，应该和当时的领导人都是中华民国建立后三十七年间所造成国家和民族灾难的亲历者有关，从而继续坚定地选择了适合中国自己国情的改革开放之路。也难怪1989年过后，新加坡总理李光耀面见邓小平，誉之为是对中国的另一大历史性贡献。

二、新兴民主国家的民主不适应症

制度经济学告诉我们，规则是非中性的，也就是说，同样的规则对不同国家的影响是不一样的。这句话不仅适合于经济，更适合最高层面的政治制度。冷战结束后，全球掀起第三波民主化浪潮。将近二十年的实践，也终于再次验证了这个道理。包括俄罗斯在内的前苏东集团转型大多差强人意，目前仅恢复到他们八十年代巨变前的水准，其成效远逊于中国模式，而付出的代价却相当高昂。保加利亚甚至由于腐败和无法解决有组织的黑社会犯罪而被欧盟制裁，罗马尼亚也同样由于议会迟迟不批准对前总理腐败案的调查和处理也遭到欧盟制裁的威胁。而前苏联、前南斯拉夫和捷克与斯洛伐克则因民主化而解体，显然民主在解决多民族国家的统一问题上非其所长。而华人社会唯一一个实行民主的台湾，却陷入经济长期停滞，更兼带严重的以最高领导人陈水扁为核心牵扯甚广的腐败弊案（甚至负责调查之责的调查局长居然与陈水扁透露案情，隐匿、毁损犯罪情报）。而在民主发展过程中，民粹现象严重，历经四次领导人直选才得以改善。至于广大的非洲和拉美、东南亚，经济发展低下，政局动荡、腐败丛生，与西欧和北美成功的民主运转成为鲜明的对比。

三、传统西方民主国家面临的挑战

如果再来看已经证明取得成功的西方民主国家，依然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首先，为赢得选举而竞相承诺的福利政策几经政党轮替导致的福利叠加，已使得西方现政府难以承受。2007年法国总理分开声明财政已经破产，原因即在于高福利的弊端。然而改革却面对强大的民意反弹，要么造成政局动荡，要么再次政党轮替。其次，屡屡出现政党之争超越国家利益的现象。2005年，巴黎申办奥运失败，来自左派的巴黎市长指责右派总统希拉克辅助选不力，是失败的主要原因。其实，当年奥委会到巴黎考察，工会选择这一天全巴黎交通罢工，也脱不了干系。2008年，巴黎火炬传递风波造成中法关系严重倒退，法国在中国的经济利益面临严重损失。就在右派政府全力修补中法关系时，左派却逆而行之，甚至由巴黎市长宣布授与达赖荣誉市民称号。而这种政党之争超越国家利益的现象即使在中国短暂的民主试验民国时期就已出现：当北洋政府与苏联代表进行艰苦谈判企图收回部分主权之时，南方的革命政府为了得到苏联的支持而做出了相当的让步，以至功败垂成。第三，屡屡发生最高领导人的腐败案。民主国家的最高领导人出现腐败几乎是西方民主制度的独特惯例。比较完善的西方民主国家如日本首相、意大利总理、法国总统、以色列总理不一而足。根源就在于通过选举产生的有任期限制的这一民主体制。选出的国家领导人和一个大公司的CEO并 没有实质性的区别。其次，一旦候选人赢得选举，便拥有几乎全部的行政权利，难以受到党内和社会的有效制约。特别是有了任期保障，即使无能，甚至有些不大不 小的瑕疵，也难以被弹劾（美国总统克林顿的性丑闻就是一例）。于是一个拥有巨大权利、又几乎不受党内和社会有效制约、同时又有任期限制的国家最高领导人走向腐败就变成西方民主制度的常态了。美国则更为特殊和隐蔽。象布什家族经营有着巨大利润的石油产业，因此，美军出兵伊拉克控制石油资源，导致石油上涨，其家族也由此赚得满盘。但这很难被以腐败名义起诉。第四，是在部分民主国家存在的难以彻底根除的黑社会毒瘤，并强大到与政府对抗的程度。意大利历史上相当猖獗的黑手党只有在墨索里尼时代受到重创并式微，无法再与国家机器抗衡。二战后却再次崛起，甚至于上世界八十年代以疯狂的暴力屡挑战政府。法国马塞市由于治安混乱，束手无策，甚至耗费巨资修建的地铁也只能营业到晚上8点。台湾在两蒋时代，对黑社会一直持高打高压状态，但民主化后，台中市逐渐落入黑社会的控制之下。国民党出身的胡志强担任台中市长后曾试图予以解决，却以失败而告终。上文提到的保加利亚也是一例。原因在于民主制度在给予社会宽松环境的同时，恶势力也往往有机可钻。特别是民选的县市长几年后就离开历史舞台，甚至由没有根基的外地人担任。往往无法应对长期在地方经营的黑社会。另一个例子就是澳门，直到回归中国后，黑社会的力量才得到有效控制。

第四、中国国民性对民主的考验

如果再从中国的国民性来分析，民主将要带给中国的前景就更令人担忧。鲁迅曾说过：“可怜外国事物一到中国，便如落在黑色染缸里似的，无不失了颜色”。而海外异议观点则更为尖锐：“中国的意识形态的惰性或惯性简直是攻无不克、战无不胜。共产主义到中国走了样，资本主义到中国也全走了样。基本规律是，去菁华而取糟粕！变神奇为腐朽！”而中国的这个国民性弱点也体现在海外民运群体中。这里限于篇幅有限，仅举三个侧身民运阵营的人士对民运的评价：《河殇》撰稿人之一（现已回国内），当年逃亡至法国不久即发出感慨：这些（搞民运的）人，简直是人渣！著名民运政论家何频面对民运的内部恶斗、非民主运作、言行举止的不检点、主要领导人的专断独霸和财务的不透明、生活奢侈而且拒绝接受批评而愤而直言：一个即不接受批评，又无道德感的民运组织，不仅比不上共产党，甚至连黑社会也不如！而且毫无希望！曾积极投身海外民运、现旅居法国巴黎的安琪女士，目睹海外民运之怪现状，写出《痛苦的民主》一书，对海外民运严词批判。台湾和海外民运的实践，不妨看作是中华文化与民主结合后的试验，我们有什么理由坚信，他们犯过的错误不会在民主化后的中国重现？

回顾历史，还有两点需要说明，一是1988年是被认为中共执政史上最为民主和自由的一年，但是每一个经历过1988年的中国人，留在心中的记忆是什么呢？经济挫败，高通胀导致整个社会由于抢购狂潮而十分混乱，社会治安几乎达到失控的程度，街头黄色刊物大肆泛滥，各种分离势力十分的活跃，完全一幅失序的状态。如果再纵观中国五千年历史，最自由的时期常常都是国家最为衰落和分裂的时期：战国、三国、五代十国，清末。二是冷战结束后，西方就把民主做为最重要的意识形态向全球输出。对于西方，中国自1840年以来的记忆都是惨痛的。无论是清政府，还是民国政府，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都无一例外的遭受西方的打压与欺凌。甚至同为二战战胜国，仍然被西方出于自己的利益出卖于前苏联。英国甚至拒绝了国民政府收回香港的要求。因此，对于西方的动机是很令人起疑的。然而从俄罗斯和前南斯拉夫的下场看，即使中国走向民主又如何？西方就会帮中国或放中国一马吗？

五、四点结论

至此，在本文行将结束之际，我们是否可以得出如下结论：一是适合西方的民主制度并不一定适合其他国家，甚至可能造成灾难。民主可能是普世价值，但民主制度却并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二是民主不必然促进经济增长和遏制腐败。相反，更多的由于其运行的高成本造成经济的下滑，而民主运行不良导致腐败丛生。第三，西方民主极易造成多民族国家分裂甚至解体。前苏联、南斯拉夫、捷克等国已是先例。当年印度一宣布民主建国，国家就随即一分为二。印尼走向民主化后，东帝汶在西方的支持下成功独立。外蒙古从中国分离出去（这和清政府时期战败割地是不一样的），也是在民国时期。总之，如果一种制度可以导致国家四分五裂、经济停滞和倒退、腐败丛生，我们还有什么理由选择它？第四，由于中国和西方是利益之争，并不是制度之争，即使中国象当年的俄罗斯一样全盘西化，西方也绝不会对中国手软。

中国在长达半个世纪中历经戊戌变法、清末新政、辛亥革命、民初共和、国民党政权，在这半个世纪的探索中，最后目前的中国政治形态脱颖而出，并把中国以强者的姿态成功带入21世纪。现在中国发展所树立的模式仍然处于成形和发展中，但如果中国走向民主，是否可以避免这些民主的风险?我们有什么理由和根据可以让中国不付出或少付出这些民主的成本或者我们能否承担这样的成本？我们是否可以超越历史的教训？中国有什么根据可以获得西方式的成功而不是拉美、非洲式的混乱与失败？这些都是每一个关心中华民族前途的人都要思考的。至少，中国民众要对“国家分裂、社会混乱、经济下滑、严重腐败”等现象有足够的心理预期。

民主，中国准备好了吗？？！！

附记：

当前的中国，在面对已经成功被西方神圣化的民主，以致批评民主的缺点成为政治不正确。政府尽管明知民主的各种弊端、历史上在中国实践的失败教训和中国国情的差异，仍然不能正面予以回击和反驳，甚至不得不接过民主的口号为已所用。至于学者，更是三缄其口，唯恐被扣上“御用文人”的帽子（真是私心害公义）。缺乏知识分子的骨气和责任感。而极端民主主义者，更无法容忍任何人对民主的批评，可是不能被批评的民主还是民主吗？而普通大众，出于对转轨时期问题的不满，在对民主知之甚少的情况下，把希望寄托在民主的身上，其实是缘木求鱼。然而，中国就处于这种危险之中。这也是我为什么写这篇长文的原因。我虽无“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的觉悟，但第一个吃螃蟹的勇气还是有的。也许从此会有更多的人勇敢的站出来，从而把一个完整、真实的民主展现于人民面前。

马英九频触两岸政治敏感议题的背后

马英九5.20就职以后，民意支持度迅速下滑。直至陈水扁新弊案爆发后，才略有上扬。造成马团队民意支持率下降最根本的因素是台湾经济持续恶化，股票狂跌，民众过高的期待与实际新政府的表现有着相当的差距。以至台湾民众叹息:如果是谢长廷执政，绝不会损失如此严重，因为早就把股票抛掉，何至现在套牢。 造成这种被动的原因一方面是党政磨合不足，一度自乱阵脚；另一方面是有关振兴景气的方案，全被国际原油飙涨等因素抵消。马英九面对这种局面，符合常理的做法是一方面尽快使新政府结束磨合期，发挥经济专长，改善台湾民生。另一方面，则避免政治上再起争议，以免腹背皆受冲击。然而，令人不解的是，向来生性谨慎小心的马英九近期却频频放话，直触两岸敏感话题，并直接引发绿营的强烈反弹。

马英九在八月二十六日接受墨西哥《太阳报》系集团董事长瓦斯盖兹 (Mario Vazquez Rana)专访时，表示，海峡两岸双方的关系应该不是“两个中国”，“而是在海峡两岸的双方处于一种特别的关系”。马英九这种主动宣示，等于明确否定了李登辉的两国论，而且重回上世纪两蒋时期的两岸定位。马英九的手法和当年李登辉接见外国媒体提出”两国论”如出一辙，显然是早有策划。除此以外，就是马英九在各个场合频频提出要和对岸签订和平协议。显然就目前两岸的情势，这实在是言之过早。也有违双方搁置争议，先易后难的原则。这一点马英九应该是相当清楚的。但何以要在执政开局不利,明知对岸不可能回应，明知绿营会强烈反弹，而逆势而为呢?

唯一可解释的通的理由是马英九就职以后，发现民进党八年执政已把台湾经济损害到无以复加的程度，远远超出他的预期。可资印证的是，执政百日的马英九冒着巨大风险敢于公开跳票，修正选举时提出的“六三三”政见承诺，改为希望2016年能达成，并酿成执政后最大的风波，迫使他三度道歉。但他的这番”口误”却反映出台湾经济真实的状况。而唯一可行的解决之道只有和大陆建立互信和稳定政治关系的前提条件下，与大陆进行产业分工和合作，借助大陆腹地，甚至建立两岸一中市场。而且马英九更明白一点，无论他怎样对大陆让步，只要最终把台湾的经济搞上去，就具有正当性，更会使他连任。所以尽管马英九也明白他的喊话与两岸现实有相当的差距，绝非一日之功可以实现，他的真正目的是借此取得大陆对他的信任，从而为下一步的经济要价做好铺垫。这就是马英九逆势操作的根本考量。

在马英九这种思维主导下，两岸关系可能会进入一个更快的发展期，其观察指标将是下半年在台湾举行的两会会谈。我们不妨大胆推测，除了经济议题会有进一步的开放式成果，甚至”两岸自由行”也会渐渐浮出台面，政治方面肯定也会有较大突破。从而为两岸经济的统合扫清政治上的障碍。

从陈水扁、霍华德看民主选举的“非理性”

西方竭力向全球输出民主，其中一个理由是民主可以公平、公正的选出领导人，而且如果做的不好，可以在选举时进行政党轮替，并通过这种惩罚，促进国家和社会的进步。正如任何理论都是完美的，实践却总是不尽如人意甚至相反一样，台湾的陈水扁和澳大利亚的霍华德的选举经历就向这种说教说“不”！

陈水扁是唯一一个非国民党人士担任过台北市长一职的政治人物。当然其当选的原因在于国民党的分裂。但不管如何，陈水扁在当选后，恪尽职守，尽展其才能，其执政满意度在以蓝营选民为主的台北市居然高达罕见的70%。按说，这样的执政业绩连任应该是毫无悬念。然而，毫无市县执政经验、代表国民党出战的马英九，却轻而易举的击败了陈水扁。他的四年辛苦付出带来的辉煌业绩脆弱的不堪一击。当然，团结的国民党是依靠台北市蓝大于绿的格局而取得选举的胜利，是意识形态或者族群因素导致马英九的胜选，自然也不排除马英九的形象得分。我们无法知晓败选后深受刺激的陈水扁的真实想法，至少愤愤不平是有的，难以理解和接受是有的。以他的为人和心胸，甚至可以推断，2000年当选最高领导人之后执政无方、大力炒作民粹和族群、大面积的家族和党内贪污腐败应该和这次选举的失败有关。既然能否选举获胜和业绩无关，哪何必用心于此，国民党可以靠族群赢得大选，我何不如法炮制？于是便有了有争议的连任，结果整个八年下来，台湾遭受重创，从亚洲四小龙之首跌至末尾。陈水扁也从“台湾之子”变为“台湾之耻”。

我们可以说，台湾是一个年轻的民主社会，需要学习和进步，错误在所难免，应该有试错的机会。再说，台湾的族群是一个特殊的因素，以此为例论证西方民主选举的非理性根据并不充分。哪好，不妨再看看去年澳大利亚大选。

澳大利亚无论文化传统还是宗教本源都来自于西欧，可以说是西方民主制度的翻版。而且即使从整个西方来看，也是一个成功的典范。然而，2007年11月份的大选结果，却再次印证了民主选举的非理性。

在选举前，霍华德领导的执政联盟已经连续执政12年，这12年间，功绩炳著，堪称完美：澳大利亚人均收入从第十九名升至第八名，失业率是十年前的一半，不仅财政没有赤字，还有近二百亿澳元的盈余，连美国《华尔街日报》也发表社论，称赞霍华德政府的自由市场经济的成就。除此以外，霍华德本人没有任何丑闻，他所领导的党也基本没有贪腐事件。然而就是这样一个执政联盟和领导人，却不可思议的在选举过程中民调就一直落后，最终败于反对党工党。选民抛弃霍华德的原因，却实在令人瞠目：霍华德执政已长达１2年，“总理该换人了”，“该给工党一个机会了”。支持台独的海外华人曹长青（我是一直这样称呼他，当然他本人未必同意）也是持这种观点：就因为霍华德做的时间长，选民就要换人做。真不知道这是哪门子的逻辑，实践和西方的理论宣传可是有着相当的距离。而且由于这种既然当选与否与执政政绩无关，很容易导致当选后的领导人何必再用心于执政？这也难怪西方总是出现最高领导人贪污的案件。象法国总统、德国总理、日本首相、意大利总理、以色列总理等等不一而足。（当然我们可以说霍华德执政联盟进行了多项经济和社会改革，在推动了经济发展的同时，也带来了一些不可避免的民生问题，特别是由于因应全球性的通货膨胀，上调利率，增加了房贷成本。至少从理性的角度讲，这是合理的成本。事实上，这一点并未影响霍华德的选情，他也在选举中一直主打他的经济成功）。

从西方民主的历史上看，选举出现的谬差远比陈、霍两人严重的多。法国大革命后，两次帝制都是选举甚至全民公决的结果，至于最为著名的纳粹德国一例以及造成的世界性灾难后果更是历史的沉重教训。即使二战以后，由于选举非人，造成西方普遍抵制和不承认，更是比比皆是。象奥地利极右势力当选议员、去年巴勒斯坦哈马斯大选获胜等等。至于阿尔及利亚大选极端势力领先，导致现政府辞职，军事接管。极端势力眼见到手的鸭子飞了，岂能甘心，于是全面诉诸暴力，一片恐怖和混乱。其实这些包括陈水扁和霍华德的选举挫败也是西方民主实践中的一部分，虽然没有包括在西方包装好而强力向外输出的民主理论中。对于西方民主的认知尚处于单方面理想化的国人来说，是首先要有一个知情权（这个知情权西方是不会给的，他们除了说民主是人类历史上最不坏的制度外----既然是最不坏的，自然也是最好的，这种文字游戏谁不会呢----是不会有具体的注释的），然后才能做出完整的判断，最后才能做出慎重的选择。

两岸三地视野下的台湾民主

台湾是两岸三地乃至全球华人社会中唯一实行西方民主的地区，其成功挫败无疑成为全球华人关注的焦点，并成为华人社会借鉴的标杆。台湾历经四次领导人直选，伴随的是无休止的争议，甚至“台湾民主在形式上走向成熟、选民素质有所提高”的结论不仅岛内蓝绿而且外界都存在很大的争议，更遑论台湾民主的成功。至少从现实来看，论廉洁、效率和公正，台湾比不上香港，论经济繁荣，台湾比不上大陆。面对这些挑战，两岸三地如何看待与解读？

 2008年3月，我应邀赴台湾观摩大选，与蓝绿都有接触。在面对“民主与经济”的询问时，蓝营由于是在野党，观点较为客观，承认民进党执政无方及政党内耗是台湾经济从亚洲四小龙之首八年便沦为四小龙之末的主因。而民进党则认为根据民主的发展历史看，“民主与经济并无直接关联”，为证明这并非托词，还列举世界各国发展数据若干。大陆三十年前启动改革开放时，明确提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的口号，而到实行民主的今天台湾，却居然主张“民主与经济并无直接关联”。不知是历史的倒退还是历史的进步？至入深绿组织“台湾北社”回答更加直截了当：我们宁要民主的经济不好，也不要大陆的专制。语惊四座之余，不由得使我们想起文革时“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

本次大选以国民党的大胜、台湾政党实现二次轮替顺利谢幕。从第三方的观点来看，此次选举体现了台湾民主的进步和选民素质的提高，特别是惯常的抹黑手法、极端的民粹牌不再有效。而民进党的失败主因则在于八年执政无方、贪腐弊案丛生以及内部的分裂等。然而，各方的解读却是完全不同。民进党认为，这次选举是不公平的，原因一是国民党有庞大的党产支持，从而在选举上占了上风。其次，媒体也是不公平的。是“媒体出总统”。甚至海外民运人士、曾爆出收拿陈水扁10万美元为一已之私风波的王丹，在台湾观选期间，也指责台湾媒体严重偏颇：“只能使人变得有资讯没有知识，有表现没有真实，有情绪没有理念”。而其他绿营人士的指责更是炮火隆隆：台湾媒体介入政治、党同伐异、没有正义的转型，只是变型，变得更恶性恶状，是社会乱源。而美国《洛杉矶时报》则指出“台湾媒体从以往威权时代的哈巴狗，变成今日民主时代的疯狗，没有能力处理真相”。诺贝尔奖获得者李远哲甚至拒绝台湾媒体。他们进而指出，长期受此等媒体影响的选民自难耳聪目明，判断和价值也不免偏差，甚至是非不明。并引用美国总统杰佛逊的名言论证他们的观点：从未浏览报纸的人较读报者耳聪目明，此因无知的人比脑子充满错假资讯者接近真理。来自香港《开放》杂志总编辑的金钟先生则提出第三个看法：国民党的胜利是马英九个人魅力的胜利，而不是扁执政的败绩。

综合上述绿营、海外民运人士和香港异议人士的观点，国民党只所以取得胜利凭借三点：国民党下野八年仍然庞大的党产、媒体的恶质和不公平以及马英九个人的超凡魅力。至于民进党的无能和腐败、选民素质的提高、民主的进步都不见了踪影。只是令人费解的是，八年前，国民党的党产更为雄厚，还掌有执政权，媒体的自由度和独立性更远比不上今天，何以民进党可以胜出？当时三组候选人何以国民党列为末席？何以这三类奉民主为圭臬的人士均视而不见且对台湾的新闻自由否定至此？民进党是靠（街头）民主起家的，新闻自由也是他们的追求，如果他们的判断正确，但是台湾媒体恶质化就发生在民进党执政时期，这个责任恐怕也要民进党来承担吧。至于选举时由于财富的不对等而产生的不公平，这是民主的常态。众所周知，民主的游戏是建立在财富基础之上的，象地位和财富如美国前总统夫人希拉里者，尽管有数不清的赞助和支持，仅仅一个党内初选就欠债上千万美元。普通公民何敢问津？而美国只所之只是两党竞争，实是因为新起的第三党第四党根本无财力与这两党抗衡，如果他们也指责这种财富基础下的选举不公平，不是更为理直气壮吗？

马英九就职不过百日，陈水扁贪腐再现惊人内幕。在瑞士的揭发下，陈水扁家族涉及洗钱、贪污等巨额海外资产曝光于世，目前就已高达10亿新台币。更牵扯到民进党过往众多高层精英。以至马英九对人数之众和层次之高大感意外。应该说，陈水扁的弊案严重暴露了台湾现行民主体制的漏洞和弊端，既无预防功能，更无揭发能力。直到陈水扁下台，才在瑞士揭发下曝光于天下。可以说是自2004年两颗子弹以来对台湾民主的最大打击。然而，这样一件相当清楚的事情，大陆却有众多不同的见解。特别要指出的是有大陆媒体人撰文指出这是台湾民主的胜利，并得到很多支持。我就此观点征询熟识的在台湾和法国的台湾友人，均对此苦笑不已：大概是在讽刺挖苦吧，我们普遍感觉震惊和耻辱，全无什么胜利的喜悦。然而，如果检视一下民进党执政以来发生的弊案，令人震惊的是他们提出的“世界上哪里没有腐败”的托词。而这次面对陈水扁新的贪腐，更有人提出“民主和腐败并无关系”之说。再加上此前的“民主和经济无关”之论，请问，一个国家和社会付出巨大代价和成本追求的民主，既不能发展经济，又不能遏制腐败，更产生恶质的新闻自由，何以还要什么民主？

台湾民主化的实践已有二十多年的历史，部分台湾人士得出“民主与经济无关”、“民主与腐败无关”的结论尽管未必正确，但毕竟是来自他们自己的切身体会与直接感受，还是有相当的正当性，对我们仍然有启发意义，促使我们思考。如果放眼全球，实行民主的一百多个国家中，除了西欧、北欧以及文化和宗教传统来自西欧的北美和澳大利亚，大多数国家是算不上成功的。经济不仅落后，停滞不前，腐败更是丛生，国家动乱不休。象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国家印度，发展六十多年来，居然到如今成为拥有世界占三分之一高达4.5亿的赤贫人口的国家。如果再看看名列世界廉洁排名榜前十位的国家，会发现这些国家共同的特点是十分的富足。而排名落后的国家，不管什么制度，贫穷是其共性。因此，我们是否可以得出一个结论：腐败和制度无关，而是和经济发展水平有关。经济增长才可以真正消灭腐败。如果我们再从冷战四十年和中国改革开放的实践看，我们也可以得出另一个结论：经济发展和制度无关，而是和市场经济有关。前苏东集团只所以在冷战中败北，并不是社会主义制度，而是没有实行市场经济。而同样是社会主义制度的中国，由于实行了市场经济，却取得了社会主义历史上、人类历史上罕有的经济成功。而通过冷战后近二十年的事实对比，我们更可以进一步得出一个结论：社会主义制度加市场经济，远比民主加市场经济成功的多。这也是为什么西方开给世界各国的药方：民主加自由贸易却往往失败的原因。最典型的是非洲。实行民主后，鲜有政治稳定的国家，不是动乱就是冲突，贪污腐化横行，经济更是日趋沉沦。至于其原始的产业结构，根本无法和西方进行自由贸易竞争，反而沦为西方产品的倾销地和廉价自然资源的提供国。这里需要指出的，西方出于输出其核心价值民主的考量，把民主神圣化，把一切成绩均归功功于民主。甚至由于长期鼓吹，已达到由欺人到浑然忘我的自欺阶段。在这里，我们应该诚挚地感谢伟人邓小平，他以穿越历史的眼光指出市场和计划都是经济发展的手段，即不姓社，也不姓资。点破了西方几百年来成功发展的实质，堪称世界第一也是唯一之人，从而为中国模式的成功奠定了基础。

台湾民主做为华人社会的先行者，其经验教训弥足珍贵，也许这种种的争议本身对于人民将来的选择都是极其有价值的存在。促人思考，促人反思，促人惊醒。

中国何以卷入津巴布韦背后的国际博弈

虽然以维护当今国际秩序自诩的西方国家向来有干预其他国家事务的传统，但是也常常是根据利益相关性和深浅程度而具有选择性。津巴布韦，一个定期举行西方民主选举而又无政党轮替、既贫穷又腐败、一个世界上并没有多少份量的非洲国家，却在2008年吸引了世界主要大国的目光，展开了一场台前幕后的大国博弈，而并无直接利益关系的中国也罕有的卷入，成为中国全球外交的新起点。

被津巴布韦吸引的第一个国家就是其前宗主国英国。津巴布韦独立后，英国在该国留下众多的后羿，占据着该国大片最优质的土地。而占多数的黑人却依旧生活难以为继。后经英国与津巴布韦协商，展开温和的土地改革：英国提供部分补助，将土地逐步从白人手里回收，以改善国内的民生。然而，在工党上台以后，英国的资助中断。津巴布韦政府遂采取了激进的土改政策，许多白人的土地被收归国有，更有众多白人领主被杀，被辱。英、津两国从此结下梁子。2008年，津巴布韦举行大选，根据预测反对党将遥遥领先，一举获胜。然而，选举结果却迟迟没有公布，最后的结果却是反对党虽然领先，但却没有过半数，需要进行第二轮投票。反对党一方面指责津总统穆加贝舞弊，另一方面支持反对党的人受到威胁，甚至最后反对党候选人都逃到荷兰大使馆寻求避难。在这种情况下举行的第二轮选举，迅速公布了现总统穆加贝再次当选的结果。西方一片哗然，英国感觉时机已到，联合自己的传统盟国美国，在联合国起草了制裁津巴布韦的提案。至于其他西方国家之所以也支持这个提案，还由于类似于津巴布韦的事例在其他非洲国家也普遍存在，对于这些前宗主国来讲，如果津巴布韦不受到报复，其他国家恐步津国的后尘。另外一个原因是，虽然这些非洲国家已经获得独立，但这些西方原宗主国仍视他们干预非洲事务为理所当然的义务，仍想尽可能的保持过去的影响力。然而，这几年由于非洲国家的觉醒，”非洲自己主导自己事务”的呼声日趋响亮。于是西方也希望通过对津巴布韦的干预，再次显示其对非洲的主导性作用。因此，尽管津国贫穷无比，毫无实际利益可图，西方仍然动用了他们的外交资源进行干预。对于表决前景，他们认为，由于中国正全力举办奥运会，无暇他顾，更不愿节外生枝，而在此前不久的G8会议上，俄总统梅德罗杰夫也签署了会议宣言，而这个宣言本身也暗含了俄罗斯会支持”国际社会”制裁津巴布韦的承诺，在这种情况下，英美等国自认将全票通过。然而令他们大跌眼镜的是，不仅非洲国家投了反对票，中俄两国都投了常任理事国才拥有的决定性的否决票。

关于俄罗斯的变化，据相关信息透露，俄罗斯总统梅德罗杰夫签署G8宣言后，受到握有实权的总理普京的反对。而普京的反对，主要是由于北约东扩，美国执意在东欧布署反导弹防御系统以及科索沃问题上与西方的较量有关。俄罗斯于是借津巴布韦而还西方于颜色。当然最出人意料的是并无直接利益的中国罕见的否决。

中国的做法理由应该有三:一是俄罗斯率先投了否决票，中国跟进再投否决票以示对俄罗斯的支持，巩固两国的准盟友关系。而且由于俄国否决在先，西方不会把责任放到中国身上。而事后英国媒体的反应也是如此，他们认为是俄国把中国拉下的水，不满都集中在俄罗斯身上。二是回应西方今年以来对中国内部事务(西藏和奥运会)的干预，既起警示之效，更显中国崛起后的实力。三是大多数非洲国家都投了反对票，中国选择站在非洲一边，不仅是对非洲的支持，更将继续巩固中国在非洲的影响力和已经形成的利益。

于是乎，一个小小的津巴布韦却居然吹皱国际一潭池水，形成了国际社会罕有的景观，而成为世界各大国赌局中棋子的津巴布韦，也只能在大国的夹缝中寻求生存和发展的机会。所幸的是，中国在过去一百年间如同津巴布韦般的命运终于得到彻底改变，从任人抽打的一张牌最终成为决定自己命运的出牌人。

世界进入冷和平：格俄战争后的国际新格局

2008年8月8日，两件国际瞩目的事件“巧合”的同时拉开大幕：象征和平与欢乐的北京奥运会与充满恐惧与杀戮的格俄战争。奥运会闭幕后，格俄冲突却演变成俄罗斯与西方的全面对抗，持续升级。俄罗斯不顾西方不断升高的压力，频频出手，直至承认南奥塞梯和阿布哈兹独立，硬生生把西方逼到墙角。俄罗斯“不按常理出牌”大大出乎西方的预料和承受底线，一时间，双方剑拔弩张，大有一触即发之势。“冷战回归，俄罗斯威胁论”也甚嚣尘上。然而，通过纷乱的表象，我们不得不说，冷战早已走入历史，走进历史地平线的将是冷和平时代。

首先，俄罗斯已不具备冷战的实力。苏联解体后，取而代之的俄罗斯由于全面拥抱西方，采用休克疗法，大伤元气。普京上台8年，俄经济迅速回升，重返世界经济十强行列。然而，这种经济复苏一是归功于普京采用强力手段，甚至回归威权，重建了政治稳定和社会秩序，为经济增长提供了必要的条件。二是国际油价暴涨，俄大获其利。但是俄经济结构并没有真正的发生改变和提升，仍然没有根本改变前苏联过于依赖资源出口的弊端，因此经济增长的含金量并不高。西方甚至戏称俄罗斯是拥有核武器的非洲国家。不仅如此，当年苏联赖以支持冷战的华沙组织已不复存在，俄罗斯孤掌难鸣。此次格俄对抗，没有一个国家站出来支持俄罗斯，包括以俄罗斯为核心的独联体国家，甚至间接受益的塞尔维亚都禁若寒蝉，难施援手。对此，不仅西方，俄罗斯也是心知肚明。

其次，俄罗斯此次超出西方预料的“过激反应”，仍仅限于维护自身利益的范围，更多的是对西方长期以来的打压与遏制的“报复性反弹”。这和冷战时，苏联全面威胁整个西方利益和安全不可同日而语。特别不同的是，这一次，俄罗斯只不过抓住格鲁吉亚的“误判”大做文章，“被动”反应而已，这和冷战时苏联主动对外扩张，四处点火，全球输出革命的做法大相径庭。

第三，虽然双方个个毫不示弱，互不退让，但仔细观察，却都留有余地。俄罗斯虽然宣布终止与北约的合作，并把详细的内容清单公布于众。然而在阿富汗问题上与北约合作的内容却没有列入，西方仍然可以使用俄罗斯的领空。欧盟尽管言辞激烈，强硬抗议，却也公开表示不会制裁俄罗斯，否认双方出现冷战的可能性，并一再声称不排除将来与俄罗斯继续合作。从西方来讲，特别是欧洲仍然大量需要俄罗斯的能源供应。而美国也需要俄罗斯在伊朗核武器问题上的合作。特别是反恐战争遥遥无期，俄罗斯的支持必不可少。至于防止核扩散，没有俄罗斯的参与更是无法想象。对于俄罗斯，要想重振经济，没有西方的技术和资金也是难以企及的。特别是对于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更是有求于西方。从而决定了此次双方的对抗的有限性，而不会失控无限升级，发展成为真正的冷战。

最后，对于西方来讲，俄罗斯毕竟也是民主国家，而且还是在西方诱导下建立起来的。因此这一轮的冲突，西方就无法再以制度之争作为包装。更无法把过去苏联“邪恶帝国”的称号加到俄罗斯头上。然而，这场冲突确实改变了俄罗斯与西方自冷战以来的关系。双方将长期处于这种“冷和平”状态。其特征是：不合作或有条件有限合作、互相制约，言辞的高调与行动的相对低调相辅相成。可以说，从现实利益考量，双方在互示力量的同时又不会走向实质的全面对抗，呈现“斗而不破”的格局。

达赖法国之行看西藏与西方关系

举世瞩目的北京奥运会落幕前夕，达赖也悄悄的结束了他的法国之行。考虑到达赖几年前就选择在奥运会期间访问法国，显示这绝非一时之兴。达赖频频穿梭往返与各西方国家，目的不过有二。一是发展教徒，扩大影响。二是强化西方对他的支持。而西方也乐的给予他施展的舞台。然而，此次的法国之行如果与过往的轰轰烈烈相比，则显得寂静落寞的多。显然达赖再次体会到形势比人强的滋味。与往常一样，他在法国接受了各媒体的采访，不一样的是，他拒绝了中文媒体的参与。达赖面对西方的媒体，早已是驾轻就熟，总是借机凸显其对中国政府的和平姿态，以反衬中国政府对他的“不公”对待。此次，自然仍不例外。甚至他的政治诉求更加低调，从过去要求完全自治，到现在多次重申追求“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框架范围内寻求民族区域自治”，并多次表示承认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当然，这一次也少不了表达对北京奥运会的支持和祝福。这显然与流亡海外藏人以及不惜开罪中国而支持他的西方社会的立场有不少距离。而常常令他们为之尴尬，毕竟达赖声称不追求独立与支持北京奥运会令西方支持西藏独立并借机要求抵制奥运会的诉求失去了正当性。而正是这种距离，使我们看到了达赖集团与西方表面支持被后的真正关系。

达赖自流亡海外后，其立场多有变化。冷战时义正言辞、立场坚定追求独立。中美建交后，他的立场开始软化，开始向高度自治演变，并逐步放弃暴力。但是冷战结束时，中国改革开放遇到瓶颈和挫折，而此时的他再次受到西方青睐并获得诺贝尔和平奖，于是乎达赖的立场也再度强硬。然而，不久中国改革重回快车道，迅速崛起以及他年事已高，使得他手中的筹码几乎只剩下了西方的支持。按说，达赖面对这一局面，应该完全顺应西方的立场和要求，继续彻底充当西方的工具才合乎逻辑。然而，奇怪的是，达赖却对中国政府频频伸出“橄榄枝”，立场、要价一再退让，甚至在接受美国布什颁发的国会最高奖而达到人生的另一个高潮时，居然破天荒地首次公开承认自己是中国人，承认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并声称西藏留在中国对西藏人民有利。更不惜开罪对他颇有支持的台湾民进党政府声称台湾也是中国的一部分。这奇特的一幕就要从西藏与西方长达几十年的交往中寻找答案了。

也许达赖的二哥嘉乐顿珠，这个曾经五十多年充当中国政府与达赖集团对话中间使者的感触最有说服力。1952年，毛泽东主席让他代表中国青年代表团出国访问，于是他借机出逃到印度。“出去后就发生了一些事情，结果是美国人来找我，英国人来找我，印度人来找我，国民党的人来找我，结果都是空话。”如果他的这段肺腑之言，只是说明了西方的虚伪，而下一段则说明了西方的卑鄙与险恶。“国际纷争啊，危机四伏，有个计谋叫‘反间计’，利用汉藏关系，XX的情报局，XX的情报局，XX的情报局，用‘反间计’到西藏鼓吹谣言。他们有的人利用和达赖喇嘛会面时照照像，或者录个影，这个很容易嘛，然后利用各种机会带到西藏来，说是达赖喇嘛的意思。他们很厉害！几十年哪，是什么原因？怎么使汉藏不合？我们刚刚上当，是傻瓜蛋。……我常常说‘鹬蚌相争，渔人得利’。”

西藏流亡政府的象征达赖，在其流亡的近五十年间，不仅充满了被西方利用、出卖、玩于股掌、口惠而实不至甚至被利用来反华的痛苦经历，更切身体会到西方根本无意甚至破坏西藏问题的解决，否则他们也将少了一个向中国讨价还价的筹码(可惜西方在海外扶持的其他异议组织和国内异议人士仍然未能达到达赖的反思程度)。历经沧桑终于明白一切的达赖应该不仅后悔他年青的草率和对西方的轻信而出走祖国，更终于明白西藏问题的解决只有依赖中国政府。这就是为什么他一方面继续周旋于西方，另一方面却逆西方而屡屡向中国妥协退让的根源。这更是洞悉一切的中国不为西方要挟所动的原因。而此次西方借奥运会之际利用西藏问题的表演结局也不过再次印证了这一点。对自已和西方有了清醒认识的达赖，也许会日益临近西藏问题的解决，中国政府发言人所说的“希望达赖有生之年能够回到西藏”应是他最大的心声和追求。

以史为鉴：民主何以错失中(苏)俄两国？

上世纪初，中国和俄罗斯做为国情最相似的两个大国，都率先实现了共和宪政，但是最终却都殊路同归的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而历经近一个世纪的考验，俄罗斯庞大的社会主义帝国轰然倒塌，而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依然生命昂然，其中历史的必然与偶然令人叹息。

进入二十世纪以来，中俄两大帝国均进入了未期。背负两千年封建专制传统的大清王朝，尽管实行新政，却已无法挽救历史的宿命：一个偶然烟头引发的爆炸，导致了武昌起义仓促起事，然而人心尽失的清王朝却在这偶然的一击中迅速地分崩离析，并在各种压力下，最终选择和平的方式黯然谢幕。而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就这样史无前例地登上中国五千年的历史舞台。

同样背负一千多年封建专制历史包袱的俄罗斯帝国，在1905年日俄战争落败后，也开始了缓慢的改革。然而1914年卷入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却彻底的葬送了日曼诺夫王朝的国朔。1917年，对外战败、对内经济处于崩溃边缘的俄罗斯已处于风雨飘摇之中。此时，在莫斯科不远的一个小镇，由于交通问题，面包没有及时送到，当地的居民由于不满而起来抗议。当时的首都圣彼得堡的工人开始罢工，要求之一也与面包有关：即提高供应。沙皇如同过往一样满不在乎地做了两件事：一是派兵镇压。二是解散本来就是摆设的议会。孰料，前去镇压的军队发生哗变，正要解散的议会转而提出沙皇退位。就是这样一件小小的事情，终结了俄罗斯千年专制的历史，开创了俄罗斯历史上的民主宪政先例，史称俄罗斯二月革命。

就这样，在中俄两国的历史十字路口中，历史把机会首先给了西方的民主共和。然而，很不幸，西方的民主共和分别在不同的历史时间内被中俄两国所抛弃，从而走向另一条道路。

俄罗斯宪政临时政府成立后，却无法满足人民“停战和面包”两大诉求。除继续参战，就是给了民众甚至比西欧政府更多的政治自由权利。但正如普列汉诺夫在其封尘八十年才公布于众的遗嘱中对布尔什维克成功走向历史舞台所做的分析所言：但由于食不果腹，一贫如洗，而且还被迫继续做战。甚至（民众）都没有发现这一点（民主权利）。要是战争在1917年春天结束，要是临时政府毫不拖延地解决了土地问题（实际还是面包问题），哪么列宁要完成社会主义革命就没有任何机会了。而他本人也将永远被从肩负历史使命的行列中一笔勾销。而随后临时政府发生的科尔尼洛夫将军军事政变，成为俄罗斯十月革命发生的导火索和转折点。结果短短几个月之后，民主宪政体制的临时政府在无力解决俄罗斯面临的严峻挑战之后，就被承诺带来和平与面包的布尔什维克几乎兵不血刃的轻而易举地取而代之。从而建立起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并成为二战后的世界两个超级大国之一。对于“二月革命”，即使到今天的俄罗斯，包括普京、刚刚过世的被誉为“俄罗斯的良心”索尔仁尼琴都持否定态度，普京的智库首领尼科诺夫则宣称：二月革命“毁掉了一个伟大的国家”，因此不是一个值得庆祝的日子。

而1912年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中华民国”成立到1949年被中华人民共和国取而代之，带给人民的是国家的分裂（外蒙古独立，同时失去对西藏的实际控制权）、无休止的军阀混战和三次大规模的内战（北伐、将阎冯中原大战、国共内战）、一次几乎灭亡中国的外敌入侵（八年抗战）和两次复辟（袁世凯帝制、张勋复辟）。1910年热血青年汪精卫刺杀清摄政王未果被俘，肃亲王善耆亲自审讯，并发出“你们能比我们大清做的更好吗”的诘问，却竟不幸而言中。清王朝至少还能维持一个国家最其码的完整，最基本的框架，至少还能保证对西藏和外蒙古的主权和实际控制权，但到了民国，连这一点都丧失怠尽。说其是中国的第二个五代十国时期并不为过。

如果回顾英、法等西方强国的民主之路，不难发现，他们都历经波折，甚至多次反复才最终建立较为稳定的民主制度。而具有长期封建专制历史的中国和俄罗斯却要在一天之内建立起民主共和，岂不是痴人说梦。而历史也最终给予了这两个国家惨重的惩罚。

中俄两国唯一不同的是，俄罗斯的民主试验期非常短暂，不足一年。而中国的民主试验期则长达37年。因此，民主在当时没有在俄罗斯造成多么严重的后果。然而历史没有捷径，上世纪八十年中期戈尔巴乔夫开始的改革最终再次导致俄罗斯拥抱西方民主，又付出了十年的民主惨重代价：休克疗法使国民经济缩水一半，国家濒临崩溃，国际地位一落千丈，任凭西方欺凌，甚至出现和平时期人口减少的罕见悲剧。直至普京上台，重新修正叶利钦的做法，出现了西方国家眼里的民主大倒退。特别是普京任满后，借用民主的方式维持了自已权利：由自己一手挑选的接班人任命自己为总理（根据俄宪法，总理无需竞选，总统任命即可），同时还兼任议会第一大党的主席，拥有罢免总统的权利。然而，正如西方也不得不承认的是，普京挽救了俄罗斯，恢复了俄罗斯的秩序和大国地位。

而中国之所以能够顶住当时的空前压力，避免了俄罗斯上世纪九十年代的悲剧在中国重演，应该和当时的领导人都是中华民国建立后三十七年间所造成国家和民族灾难的亲历者有关，从而继续坚定地选择了适合中国自己国情的改革开放之路。也难怪1989年过后，新加坡总理李光耀面见邓小平，誉之为是对中国的另一大历史性贡献。

中俄两国百年的发展史，教训深远。一个国家只有首先解决了民生问题，维持住一个国家最其码的尊严和统一完整，人民才会追求免于恐惧的权利，自由的权利。否则，一切都是空中楼阁，最终被人民抛弃，导致历史重来。

京奥：法兰西第二次被征服

如果说奥运会开幕前中法两国围绕奥运的较量以中国的胜利告终，标志着中国硬实力的胜利和法兰西的第一次被征服，而8月8日奥运会开幕及以后的十六天，高傲的法兰西则再次被中国所征服，这一次则是被中国的软实力。如果第一次是迫于中国的巨大经济利益.第二次则是真正的心愉诚服.而这一切都淋漓尽致的表现在24日的奥运闭幕式上。

法国电视三台在转播开始前刻意播放了对国际奥委会主席罗格的采访，并通过罗格之口肯定了北京奥运会的全面成功。这一巧妙的安排拉开了法国媒体集大成式赞美中国奥运的高潮。

当闭幕式以炫目的烟花表演所营造出的火树银花亮相时，震撼了所有聚集在现场和电视机前的观众，显然也影响了法国三台的解说员。以致赞美之词都开始丧失方向，用“很很美丽”这一不太符合法语文法的词语来形容现场飘出的音乐！而中国队此次的惊人表现更为法国所津津乐道。不仅特意突出51 枚金牌高居榜首，更点出了100枚奖牌的象征意义：百年梦圆。当然，与之对比，法国人也不免对法国队糟糕的表现流露出失望之情。更令人意外的是，法国三台还居然以中国人惯有的思维方式对刘翔做了点评：中国人都为刘翔哭泣，（虽然刘翔因伤退出），但是中国将拥有无数个刘翔。中国已成为运动之国。

法国三台解说真正的高潮出现在下届东道主英国亮相之时。他们第一反应是中国已很难被超越，如此完美的运动会，如此完美的技术，如此完美的开幕式、闭幕式。随后法国三台多次亲昵地使用“我们的朋友英国”，体现出英法两国文化相近、宗教同源、历史与现实的盟国血肉关系。就在此时，解说员出人意料的面向全法国观众把这个称呼送给了中国：“我们的朋友中国！”如果第一次使用尚有些犹豫的话，第二次则是相当自然的流露。这个终于呼之欲出的称谓将冲击多少法国人的内心深处，引发他们的共鸣，使他们不由自主地浮想起不久之前双方曾经的热度不凡的友谊。这是宣传与利益盘算所永远无法达到的。显然北京奥运会不仅化解了相互曾经的对立和矛盾，更是重建友谊的开始。北京奥运会短短的十六天，中国真正的做到了传播友谊。我们一度的对立者法国，却在奥运会结束一刻喊出“我们的朋友中国”，足见本届奥运会的巨大和多方面的成功！

对中国不再以挑剔而是客观评述成为此次法国媒体的一个新特点。他们不仅承认中国取得的巨大的进步，也指出仍然还有许多问题存在，但不同寻常的表示这需要时间和一个过程：“问题不是一天可以解决的”。甚至他们向来念念不忘的人权议题也通过奥委会主席罗格之口予以正面处理：奥运会将对中国今后的人权发展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法国三台更以最后的点晴之笔的评论做为北京奥运会的转播结语：奥运期间，（在北京的外国人）了解到了一个真正的中国！

闭幕式转播结束后，法国《费加罗报》使用了文雅的“尊崇”一词做为标题。英国BBC，虽然站在本国下一届东道主的立场上，也承认这是一届“最值的记忆的奥运会”，伦敦的倒计时已经开始，但组织者明白，要与中国取得的奥运会有史以来承办的最好的之一成就相比，实在有巨大的工作要做。也许，被京奥征服的并不仅仅是法国，而是整个世界。

西方何以“区别”对待中俄？

2008年刚刚过半，西方与其外部世界已经发生了两起对抗。一是针对中国，一是针对俄罗斯。这两起对抗，虽然都是由西方率先挑起，但却由于利益的不同，而对中俄“区别”对待。

中国与西方的冲突，西方更多的是采用媒体和民间为主，辅以政府参与的方式。而且，最终所有的要胁都事后证明不过是做秀，而且所谓的要胁也不过是不参加奥运会的开幕式而已。除达到抹黑中国的目的，对中国并没有实质性的损害。特别是当奥运会开幕一刻，西方各政要与中国把酒言欢的一幕，震撼世界。

究其原因，一是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已经证明了，中国无意挑战西方所建立的国际秩序，而且反而利用这种秩序使自身得到了迅速的发展。无论是通过世贸组织成为世界贸易强国和经济大国，还是通过奥运会击败美国名列金牌榜首位，都是经由现存的规则取得的。西方尽管不爽，难以接受，但却无法因为中国而否定自己制定的规则和建立的秩序。正如西方媒体所说的：我们不能为了饿死中国这只狼，而先杀死自己全部的羊。二是由于中国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已与全球经济融为一体，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一损俱损，一荣俱荣的格局。而且随着中国经济的成长，世界对中国的依赖日益加重。特别是由于拥有五千亿美元美国债券，更是与美国形成“金融恐怖平衡”相互制约的关系。三是西方借题发挥的所谓西藏问题或奥运会争议，都是中国的纯粹内政，与西方利益毫不相干。西方出于国内意识形态和选举的需要做做秀是可以的，要让他们做出利益付出甚至交换是万万不能的。这就是为什么法国警察局罕见的甚至不惜违反“游行示威自由”这一人权价值，拒绝了来头甚大的“记者无疆界”要求在8月8日奥运会开幕式当天在中国大使馆抗议集会的申请。

而反观俄罗斯，却完全是另一番景观。本来，奥运会的开幕，标志着此轮中国与西方对抗的结束，耐人寻味的是，就在结束的同一天，与俄罗斯的冲突却出人意料的紧跟上演。令人深思的是，西方对已经民主化的俄罗斯却刀刀见骨，主要大国领导人均走向第一线，频放重话威胁。美国总统布什声称俄罗斯的行动是完全无法接受的（西方面对中国处理西藏的方式仅仅是要求与达赖展开会谈）。与此同时，布什还要求俄军结束对该区域的军事占领。美国甚至放言道：如果俄罗斯不遵守停火协定，并撤出其军队，俄罗斯在"21世纪的外交、政治、经济及安全结构中"的地位将受到威胁。除言词威胁外，美国更辅以实际行动：先是用军用运输机将在阿富汗参战的格军2000名士兵紧急运送回国，后再派美军前往格鲁吉亚支援，完成”人道主义使命” ，此外，美国更另辟战场，还以颜色：8月15日，美国与波兰签订导弹防御系统。而美国执意在东欧建立导弹防御系统本来就是迫使俄罗斯最终制订反制西方新战略的导火索。美国选择这个时机签订这个协议含义是再清楚不过了。而欧盟出于地缘政治的原因，表现更是积极。德国总理默克尔一到格鲁吉亚就声明“格鲁吉亚将加入北约”。法国总统则威胁道：俄罗斯的行动将对未来和欧盟的伙伴关系造成严重后果。甚至西方提出把俄罗斯赶出本来只具象征意义的G8集团。而且俄罗斯城市索契即将举办冬奥会的权利也面临被剥夺的危险。可以说双方都走到了摊牌的边缘。而西方媒体对俄罗斯更是展开了新一轮空前规模的妖魔化。不仅一边倒指责俄罗斯、将战争责任全盘扣到俄罗斯头上，更危言耸听的以“冷战回归”、“俄罗斯的威胁”、“日趋孤立”等大幅刺激标题和配以大幅“人道性灾难图片”激化西方社会的反俄情绪。此外值得对比一提的是，8月10日，法国警察局回绝在中国大使馆门前抗议集会申请两天之后，却批准了格鲁吉亚人在俄罗斯驻巴黎大使馆前的抗议示威。

西方何以对同属民主阵营的俄罗斯如此痛下狠手，究其原因，首先还要追溯冷战时苏联给西方留下的恐怖记忆。因此尽管接替苏联崩溃后衣钵的俄罗斯走向民主化，但对西方来讲俄罗斯什么制度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一定要把俄罗斯削弱到现在以致将来再也无法威胁西方。因此，面对民主化后极度困难的俄罗斯，西方不仅不施以援手，反而加快打压和进一步削弱俄罗斯的步伐。这也可以解释为何当俄罗斯出现叶利钦这一全盘亲西方人物时，西方仍然不肯罢休，甚至出手更加迅猛。因为他们深知，民主化的俄罗斯政党轮替是常态，一个反西方的政权随时可能出现。只有趁亲西方政府在位的时候，才能全力压迫俄罗斯让步。而且任何扶持俄罗斯的措施，都会被以后上台反西方的政党所利用（普京的上台执政确实也说明了西方的远见）。西方对塞尔维亚也是同理，只有亲西方政府才有可能做出让科索沃独立的妥协。其次，俄罗斯此番大规模军事回应，已踩到冲击西方国际秩序的底线。俄罗斯不仅是针对格鲁吉亚，还有科索沃，更是针对北约东扩，最终直指整个西方赖以存身和谋取私利的国际秩序。这是西方所无法容忍的。第三，俄罗斯对抗西方的两大后盾：石油和军事力量都无法成为真正的筹码。美国等西方国家通过两次伊拉克战争，已将中东石油牢牢地控制在手里，俄罗斯的石油武器对西方根本构不成威胁。至于庞大的武库，只具战略威慑意义，对这场博弈犹如画饼充饥，并无多大实际作用。特别是不得不佩服西方远见的是，他们可以让俄罗斯加入只具象征意义的G8集团，而世贸的大门却对俄罗斯紧闭。这样，即使俄罗斯完全崩溃，对西方也损害不大。最后，一个可能的判断是，重新崛起的俄罗斯超越恐怖主义又成为西方的头号敌人。从目前看，有能力控制全球石油价格的西方让石油价格大幅回落，应该是对俄经济战的开始，这也是西方搞垮前苏联用过的一招。因此，长期受西方扶持的格鲁吉亚在此时主动挑起冲突并不简单，应是西方主动全面遏制俄罗斯的开始，因此俄罗斯的强力反应或者正中西方的陷阱，或者俄罗斯早已做出准确判断，破釜沉舟与西方一较高下。

不管如何，对于中国来说，在可预见的将来，中国的国际环境仍是机遇大于挑战，且由于西方与俄罗斯的冲突而更加游刃有余。这是中国完成现代化的一个外部保障因素。其次，无论中国实行何种制度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要符合中国的国情。而西方和中国只有利益之争，不会存在制度之争。最后，将来中国无论多么强大，都没有必要颠覆现存的国际秩序。上世纪日本和德国崛起后挑战西方秩序而被击败并成为西方的附庸，就是前车之鉴。而中国完全可以通过现存的秩序配以国力的发展而最终跻身规则制订者行列。

美国奥运奖牌榜与中国模式

向来自命不凡的当今世界第一超级大国美国，在奥运会各国比赛成绩的排名上又弄出了新花样。在全球，无论欧、亚、拉丁、非，都以各国所获金牌做为排名依据，唯独美国独一无二，以奖牌榜排列，真是兴世无双。然而这个简单的排名并不简单，细细解读，还是颇有内涵。

首先，美国的奖牌榜排列方式显示了这个民族的无比自信、自负乃至牛仔传统的我行我素风格。美国尽可不管世界各国如何，更不必顾忌国际接轨之论和国际舆论，我就如此，当奈我何？当年美国绕过联合国以莫须有的罪名、用武力推翻他当年一手扶持的伊拉克政权，就是此等气概。这就是“世界一哥”的霸气与王气。当然，美国特立独行的业绩还有长长一串：比如是世界上所有发达国家中唯一没有建立全民医疗保险的国家；2004年雅典奥运会，呼吁各国签订休战协定，美国就大喇喇的予以拒绝；限制温室气体排放的京都协议书美国就是不签。

其次，美国显然是这种创新排名方式的最大受益者。自开幕式以来就金牌远远落后中国的美国摇身一变却成了独步领先全球。不仅大鼓了美国人民的士气，更是掩盖了实质性的差距，特别是掩盖了美国冷战后体育超级大国衰落或被赶超的现实。美国人民也由此仍然沉浸在体育上“世界一哥”的迷梦中。谁说只是中国报喜不报忧，美国报起来水平可不遑多让啊。

第三，世人想知道的是，美国人民是否知晓世界各国都是以金牌排序？如果不知道，大概有违西方的新闻自由。如果知道而没有质疑的声音，甚至认为美国的排列方式才是最正确、最科学，哪可真令人怀疑民主下美国人民的判断力了。

第四，何以向来对北京奥运会挑针挑刺的西方媒体集体失声？毕竟美国的做法与欧盟是大不同调，而且英国更显然是这种排名的受害者啊：本来领先于俄罗斯却一瞬间落到了后面。换句话说，如果此次不是美国“创新”，而是其他国家，国际社会还会如此平静吗？比如由于格鲁吉亚正与西方对抗的俄罗斯，大概会是另一番光景，定会惨遭西方媒体的修理。至少掩盖体育大国衰落的帽子是必不可少的。如果换成是中国，不仅会被西方的媒体大做文章，就是国内对西方民主倾慕心仪的民主精英也会跳将出来，至少痛骂政府愚民的帽子是定会有的。

不过美国的做法对中国还是颇有启发意义的。明明改革开放三十年的成果已经证明了中国是全球所有转轨国家中最为成功的，而且是唯一采用与其他转轨国家不同的模式。结果西方对中国的质疑声、指责声不绝于耳。甚至国内著名学者秦晖也与之唱和，竟指中国的成功是“低人权成本”的结果。众所周知，改革开放前，中国的“人权成本”更低，何以经济长期落后甚至到了崩溃的边缘?而世界上许多国家人权成本都低于中国，何以只有中国成功？君不见，今年以来，由于中国人力成本的提高，许多西方大公司开始向成本更低的国家转移。至少，中国的三十年崛起，没有象西方英、法、美等国诉诸战争、殖民掠夺和贩卖黑奴。显然，一个明明是正确而又与众不同的发展道路却成了“木秀于林”，这与美国奖牌榜的效应却大不相同。背后反映的恐怕还是西方的双重标准与当前的国际秩序的实质。

就在奥运会进入尾声，中国惊人金牌优势确定无疑之时，西方又开始质疑中国体育的举国体制。首先，中国能取得如此多的金牌，就证明这个体制是有效的，正确的。其次，任何一个国家都有对体育的投入，只是方式不同而已。象美国尽管以市场化为主导，但同是也规定，任何想赞助奥运会的公司，都必须拿出其中的10至15%支持国奥组织。第三，中国的体制保障了参与项目的多样性，象许多冷门项目，商业化肯定失败，如果国家不扶持，奥运会恐怕大大缩水，其倡导的重在参与还可存在？象美国只依靠游泳、田径、蓝球等项目，对奥运会的贡献和参与的面都大打折扣。如果美国依照中国的体制，至少曾为中美关系正常化建立历史功勋的美国乒乓球队还能成功再现。

美国再次以它的行动验证了但丁名言：排自己的榜，让别人输去吧。中国不妨也坦然面对西方对中国的指责：夺我们的金牌，走我们的特色发展之路，让别人费口舌吧。

两场对抗考验西方新闻自由

    2008年，从西方的角度讲，与其外部发生了两场对抗。一是以意识形态为包装的与中国的对抗，另一场则是与俄罗斯展开的直接利益的争夺和较量。而在这两场冲突中，西方所标榜的新闻自由却在“自由”的幌子下暴露其“工具”性的一面。

    8月8日，就在全球期待奥运会开幕一刻，也是联合国呼吁各国签订奥运停战协议之际。长期受西方扶持的格鲁吉亚却特意选择此时悍然发动了针对南奥塞梯的突袭战。面对这一挑战全球文明的野蛮行径，西方媒体一片的客观报道，没有任何指责，一种全然的置身事外之感。然而，当利益相关者俄罗斯强力回击时，西方媒体一改此前的客观与冷静，一边倒的发起了对俄罗斯的口诛笔伐。甚至危言耸听的描述俄罗斯为冷战回归，是全球的威胁。而战争的起因、肇事者的责任却没有一家报刊涉及。相反却赞扬格鲁吉亚的克制，令人瞠目的上演了元凶变无辜甚至受害者的戏码。特别令人不可思议的是，没有一家媒体和同一天召开的奥运会联系起来。显然他们认为这和奥运会无关。至于发生的时机，只不过是巧合而已，根本无需一提。也难怪俄罗斯抗议说西方媒体对俄不公。而在媒体的煽动下，西方出现了了新一轮“反俄潮”。

    如果放眼过去的2008年，西方媒体的工具性表演还突出的表现在今年发生在中国的西藏骚乱。由于事发时，中国当地政府将所有记者遣散出境，因此各媒体本身均没有第一手的信息。他们面对的一是得到世界各国承认的中国合法政府发布的第一手信息，二是流亡海外的西藏达赖集团发布的第二手信息。然而，西方媒体却一边倒的倒向了达赖集团。甚至发生编造、挪用其他事件的照片来报道西藏骚乱。英国BBC甚至在报道同时在伦敦、巴黎和柏林举行的海外华人抗议集会时，仍大言不惭的声称他们对西藏的报道是客观的。

    谈到西方的新闻自由，不得不谈一下活跃在巴黎的大名鼎鼎的“记者无疆界”。这个号称中立、打着争取新闻自由光环而上窜下跳、到处煽风点火的无政府组织，也奇的是其成员却没有一个记者。当年美国下令向巴格达的外国记者居住的旅馆开炮，打死一名意大利记者，“记者无国界”组织却保持了沉默。原来这个机构的资金重要来源是美国。今年4月21日，法国《费加罗报》详细披露了该组织的资金来源于西方某些企业财团，为它们服务。

    除了媒体，同属新闻自由范畴的西方出版业其做法也是同出一辙。西方关于西藏历史的图书，找不到任何关于中国对西藏拥有主权的记载。象五世达赖进京受封、清政府派兵驱逐入侵西藏的准噶尔部并护送达赖坐床、《钦定藏内善后章程》确定金瓶抽签制度、甚至在西方当红的十四达赖就是被当时的国民政府特许免于抽签并予以册准的史实，均不见了踪影。留下的只是西藏是一个主权国家，1950年被中国吞并。在这样的宣传下，西方民众何愁不反华？至于与西方直接相关的丑闻，如英法联军火烧园明园，就更湮灭于历史中。今年是奥运年，法国出版了不少有关奥运的书籍。在回顾奥运百年史的时候，都会提到1956年墨尔本奥运会由于苏联入侵匈牙利，一些国家抵制抗议的史实。但另一方面，却对一些阿拉伯国家由于英法联军入侵埃及而进行抵制以示抗议一事只字不提。这也难怪法国百姓在谈起别的国家所谓人权问题时，如此的底气十足。这就是西方新闻自由的真实面目：不仅是维护利益的工具，更是自我美化的工具。

    最后，不妨摘录一段海外异议人士吴葆璋先生发表在香港著名异议刊物《开放》杂志2007年7月号（81—83页）关于西方新闻自由的评述。从西方媒体背后真正的操控者----财团的角度展开的对西方新闻自由的否定。吴先生在《萨尔科奇如何对待共产中国》一文中讲到：“在法国，媒体的独立，连法国人自己也不敢相信。老板们全从占领市场角度处理新闻，看待记者。他们毫不隐晦报道方针‘我们绝不在中国当局不喜欢的问题上多说什么。’哪些由于触及敏感题材报道真相而被驱除出境的记者，往往是灰溜溜地返回总部；老板们首先认为这名记者给他惹了麻烦”。当然吴文发表的时间正是中法关系尚处于蜜月的后期，因此不乏过激之词，但其对财团控制西方媒体的批评却是颇有见地。

立宪与革命----回望中国历史的十字路口 

    上世纪初，义和团运动以《辛丑条约》而告终。倍受刺激、以慈禧为核心的清朝政治精英在压力和现实面前，开启了清末新政。1904年，日俄战争爆发。这场战争出人意料的以实行君主立宪的日本击败世界传统强国俄罗斯获胜而告终。顿时，君主立宪成为全国朝野内外的共识。而在此时，长期鼓吹革命的孙中山也在海外统一了各种革命组织，成立了同盟会，开始形成气候。清政府面对这种局面，本着两害取其轻的考量，决定实行君主立宪，并在张之洞的建议下，派五大臣赴西方考察。从而拉开了立宪与革命决定中国两种命运的较量。反对清政府立宪的不仅仅是顽固派，还有革命党。为此，革命党派吴樾刺杀五大臣，这一革命党出于一已之私的暴力行为，遭到全国性的的愤怒反应。毕竟，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下，立宪一开，革命将再无存身之地。甚至1907年